【武汉肺炎】一场给“吹哨人”李文亮的“国葬”

在中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一个人的逝去，能让那么那么多的人，前所未有地哀伤、愤怒和反省。被称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吹哨人”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的逝去，在中国网络上激起了从未有过的广泛共情，悼念之声铺天盖地。有人甚至用“微信给平民的国葬”来形容李文亮医生逝去所引发的举国同哀。

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据内地一家杂志《人物》在《普通人李文亮》里的描述，李文亮医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他“很喜欢吃，时常调侃自己‘食欲猛于虎’，想到要吃橘子，风雨大作穿着拖鞋跑1000米也要买来吃”，“看到冰淇淋店各式各样的冰淇淋，会感叹，‘靠，诱惑太多’”，“喜欢看《庆余年》，也追星，最近比较喜欢肖战”，“做医生很辛苦，他时不时会抱怨一下工作，‘累死小爷了’，虽然他时常把‘不想干了’挂在嘴边，抱怨连值三天班，‘要死’，‘讨厌门诊’，盼着下班了去吃锅包肉，可真让他离开，他根本舍不得脱下身上那件白大褂”，“很喜欢转发抽奖微博，抽手机的转发，抽车的转发”。多么鲜活又普通的人，与生活中多数人何其相似，如果没有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疫情，他或许就会平稳度过一生。

时间回到2019年12月30日17时48分，身为武汉中心医院医生的李文亮因在工作中获知不明肺炎病例的危险性，为了提醒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同学们小心防范，在有150人左右的同学群发布了一条消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又补充了一句：“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当晚，他的这条信息迅速以实名截图形式在一定范围内传开。到了深夜凌晨，12月31日1点半，武汉市卫健委连夜开会，李文亮被其所在医院领导叫过去询问情况。天亮后他去医院上班，他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问他是否认识到错误。1月3日，他被武汉市当地派出所传唤，遭到训诫，“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称，那会他“压力比较大，担心医院处罚，影响以后工作晋升”。而事实上，不止李文亮医生一人被处罚为造谣者，当时至少有8名善意提醒同学注意防护的医生被武汉市警方处置为造谣者，并获得中国官方媒体的广泛报道。此举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武汉市一些知悉真相的前线医生，在疫情面前被迫噤声。

李文亮医生的所作所为非常简单、纯粹，不过是一位有良心的医生善意提醒医生同学注意防护而已。因为他的及早提醒，“救了很多人”，他的一些同学变得谨慎，开始做防护，添置了N95口罩和防护服，从而避免了在疫情大爆发后被感染。可纵使是如此简单、纯粹、善意的动作，还是招致了武汉市官方的不满和压制。

不过，李文亮医生被警方训诫后并未气馁，而是继续在一线工作，不幸在2月1日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会他还对记者表示：“康复之后仍然要上一线。”本来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期间，李文亮医生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许多关心他的人以为他能成功挺过去，毕竟他才34岁，很年轻。但令人伤心的是，他的病情突然恶化，2月6日21时传来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消息，后经几个小时的抢救，终究没能创造奇迹。

而自2月6日21时传来他逝世消息那一刻起，整个中国互联网陷入罕见的普天同悲之中，亿万人的微信朋友圈被“被蜡烛刷屏了”，无数人为之落泪，感叹命运不公，用“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困厄于荆棘”来形容他的逝世。世界卫生组织（WHO）第一时间对李文亮去世表示哀悼，称“我们所有人都应当赞美他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做的工作”。中国主流官方媒体同样以“送别李文亮医生”的口吻来向他致以敬意。当初压制他发声的武汉市政府，罕见对一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逝者表示哀悼和“万分惋惜”，对李文亮医生“坚守一线抗击疫情表示敬意”。在这股汹汹民意下，中国国家监委决定派调查组赴武汉“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李文亮医生应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警醒

抛开个人感情，理性地讲，李文亮医生并不是过去人们熟悉的英雄形象，没有那种英雄一去不回的壮烈，也不是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笔下那种“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而更多是一个有良心、有勇气，能在疫情面前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但李文亮医生之所以成为了敢言医生和“吹哨人”的象征，让亿万中国人为之悲伤，是因为他身后正在肆虐、蔓延，远比2003年非典（SARS）疫情更为严重和可怕，让整个国家人心惶惶、提心吊胆的武汉肺炎疫情。人们不满的是，如果起初政府能够宽容对待像李文亮医生这样的疫情“吹哨人”，及早披露信息和采取果断措施，何至于恶化为一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伤害并波及全球的大劫乱。就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近期专门发文所解释的：“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而这种不满，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中国政治几千年以来的体制性弊病，尤其是过去几年政治意识形态挂帅，公共舆论全面收紧密切相关。中国有着数千年一贯的专制体制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对人民历来容易缺乏必要的谦抑精神。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民普遍希望自己能被尊重，希望自己的权益能得到有效保障。这种结构性矛盾让中国威权体制一直以来备受争议。而过去几年中国政治基于其内在需要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大范围强化中共“党的领导”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集中统一领导，空前收缩了社会监督空间，知识界乃至全社会都或多或少感到压抑。如果在此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一帆风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日益文明现代，这种改变尚能让多数普罗大众接受。但今次让几乎所有中国人恐慌、压抑、焦虑的武汉肺炎疫情，以极为惨重的代价暴露出过去几年公权力过度扩张，政治意识形态挂帅和社会监督缺失的负面后果。当然，眼下人们对李文亮医生逝世的哀伤和愤怒，还更多是不满层面，与香港反修例者提出“五大诉求”不同，尚不至于引发重大社会危机。更何况中国已经全速开动了整部国家机器，以中国体制内在的社会动员能力，应能控制住肺炎疫情。

但纵使如此，武汉肺炎疫情和李文亮医生之死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空前冲击，绝对不容忽视。因武汉肺炎疫情和李文亮医生之死而产生的不满、愤怒和悲伤，不单单是与之直接相关的湖北人，也不仅限于更有叛逆意识的年轻世代和历来对国家权力怀有疑虑的自由派，而是广泛存在于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不同政治光谱之中。以前对体制、国家有八成信心的人，很有可能现在不到五成，很多过去不关心时政的人，很有可能自此对政治留下颇为负面的观感。赢取人心从来都比失去人心难，每一次人心的失去都要公权力百倍努力，才有可能重新修复和慢慢挽回。

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公权力的一次轻谩，落在国家头上，就是一个巨雷。从李文亮医生的遭遇，能看到公权力过度维稳的旧思维，而他的不幸离世，又是武汉肺炎疫情这场不折不扣人祸下的一个令人哀伤的悲剧。吃一堑，长一智。唐代诗人在名篇《阿房宫赋》有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了整个国家更好地向前走，今天中国应该记住李文亮医生，全面汲取武汉肺炎疫情的惨重教训，痛定思痛，不断改革发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别让类似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