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换人】骆惠宁空降中联办　非常任命折射习近平用人观

“非常时期，非常之人，非常任命。”1月4日，中国国务院公布最新人事调整，卸任山西省委书记职务月余，已经出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骆惠宁，接替王志民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鉴于反修例风波引起香港社会动荡，这一人事安排引发各方关注。
在香港今天的局势之下，骆惠宁无疑将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这位曾经主政过两个省份、资历深厚的地方大员，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够获得中央青睐，在已经“退居二线”之后又重新披甲、担纲大任呢？
观察骆惠宁赴港履新之后一系列动作，以及他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经历，答案便摆在眼前。而骆惠宁的破格擢用，也是习近平时代中共的“用人观”一次特别展示。

务实，是骆惠宁这位曾经主政中国两个内陆省份的地方大员身上最为突出的标签。这一点从他刚赴香港便已显露。

四次公开露面展现务实

自上周一（1月6日）正式履新以来，骆惠宁已有过四次公开露面。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上班第一天上午会见传媒，发表“就职演说”。第二次公开活动是上周三（1月8日），他携五位副手赴深圳与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会谈—“推动深港两地在青年创新创业、经贸往来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是此次会谈的重点。

以骆惠宁在内地官场的资历—两任中央委员、两任地方省委书记，比仅仅是广东省委常委的深圳市委书记“高出两阶”，但他在履新之初就能够“屈尊”到深圳拜会、洽谈，展现了务实特质。

骆惠宁第三场公开会面，是会晤特首林郑月娥。作为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与林郑会晤是一个既定动作。第四场公开会晤则是拜会第一任特首董建华，这既是一种礼貌和尊重，是代表中央政府表达对首任特首的致意，又是一种交流取经。中共官场历来就有到任后拜会“老同志”的传统，这一方面体现了尊重，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工作的展开。此次安排同样是务实之举。

骆惠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历，曾在安徽工作了三十多年，直到2003年才首次跨省调整，任青海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七年后升任青海省省长，2013年出任青海省委书记。2016年，骆惠宁调任山西省委书记， 去年11月30日卸任，12月28日出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个星期后即再转换岗位，调来香港中联办。

查阅骆惠宁的仕途简历，会发现三个特别之处：一是他并非港澳系统或外交系统出身；二是他在安徽、青海、山西三地担任过省领导，其中以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政青海、山西，乃中共“封疆大吏”，是两届中央委员和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三是1954年出生的他已年满65岁，到了中国官场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他不久前卸任山西省委书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结果在“退居二线”短短几日之内，他重新担任实职，可谓超龄服役。

临危受命“救火”

平民出身，起于基层，在没有任何特殊背景和靠山帮扶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在中国政界打拼近半个世纪走上高位，且任职多在穷困事艰之地，骆惠宁无疑是中共执政团队成长出来的精英人物之一。眼下的香港深陷回归中国二十二年来最严峻的管治危机，经济出现技术性衰退，社会局势紧张对立，骆惠宁打破诸多惯例，临危受命“空降”中联办，显然是带着中央的使命来“救火”的。可以说，骆惠宁的破格擢用，展现了习近平时代的“用人观”。

骆惠宁在“救火”层面经历过三次严峻考验。1998年，中国遭遇特大洪灾，长江流域巢湖水位暴涨，时任巢湖地委书记的骆惠宁在抗洪现场调动四万人连续几天筑堤防洪，确保灾区安全。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六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时任青海省长的骆惠宁兼任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灾区救灾、赈灾和灾后重建工作。2014年，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被揭开，人事洗牌的同时，经济增速滑落到5%以下，骆惠宁赴晋工作后在整治官场与经济发展两方面都被认为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山西的任职经历，尤其是骆惠宁仕途最亮眼的一笔。骆惠宁出任山西省委书记时，“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刚刚经历重大的政治和人事动荡—2014年9月至2016年4月这20个月内，山西有139名官员丢掉官帽，被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平均一个月7人被“刷下”，整个山西官场陷入瘫痪状态。骆惠宁2016年6月“火线补位”，通过三年时间，不仅重建山西政治生态，而且给山西经济开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药方”，在推动山西经济转型上可以说也取得成效。

低调、务实且长于治乱、治吏，性情宽厚、温和，是观察家对骆惠宁的评价。去年6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山西考察三天，据称对骆惠宁印象深刻，对他治下的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如今，中央把骆惠宁调往面临严峻管治危机的香港，显然是希望以其当年重建山西政治生态的魄力，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担负起更具政治挑战的改革重任，扭转当前北京治港工作的困境。可以说，重新启用骆惠宁是习近平对于“务实”、“接地气”、“经受过考验”官员青睐信任的再度展现。

作为一个在面对问题时擅长单刀直入、直插问题核心的领导者，习近平必然清楚一些关键和特殊的岗位，需要应用特殊的任用逻辑。在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政治背景下，更是如此。无论是曾经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还是今天负责中美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无论是地方上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还是现在的“救火队长”骆惠宁，他们走到关键位置，身上所具备的共同点是关键。可见，有能力、有担当是习近平选贤任能的最基本要素。作为一种政治逻辑和必须途径，重用“务实的人，经受过考验的人”有助于迅速稳定政局并形成推进改变的合力。

抱以希望也不可操之过急

当然，最后也要强调一点，综观今天海内外舆论，对于骆惠宁都给予了很高的希望，但不应过度解读。骆惠宁的政治使命是破局，当中包含整肃与调整中联办，甚至自下而上挖掘弊案与不正常的官商关系，而这种关系一定是有别于内地的，是带有香港特色的。其次，骆惠宁是要破除过去二十二年间内地与香港那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关系，以及逐步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对于香港自身而言，骆惠宁一定会不断影响港府施政的绥靖政策，比如港独由“暗”到“明”，这是中央不可接受的，对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严重威胁。

这些破局能为今后香港特区政府政治重构及涉港机构的重构打开缺口，重塑香港政商关系，重塑香港社会气氛。然而，需要认清一个现实，尽管骆惠宁的“特别任命”代表了中央治港思路调整的信号，但若抱着一种骆惠宁一来就能药到病除、香港问题就能彻底解决的心态，实属操之过急。一方面是因为骆惠宁只是中联办主任，是扮演中央和香港联络的角色，不是“香港党委书记”，中央和骆惠宁本身对此应该都有清醒认知。此外，既然香港问题的症结在于盘根错节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就不可能指望问题只依靠一个人而一蹴而就解决。因此，用一种比较“保守”的心态来看，不用对骆惠宁抱有太高期望，更不能用过去的常态来看待他的到来。舆论不要因为受够了今天香港的现状，就不切实际地过度希冀骆惠宁能够大破大立。

上文刊登于第19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13日）《骆惠宁空降中联办　非常任命折射习近平用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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