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果死刑背后　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对决”

2019年12月底，轰动中国社会一时的“孙小果案”划上句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1997年犯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再审案公开宣判，决定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2月一审对孙小果判处死刑的判决，并与其出狱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的终审判决合并，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
在现场视频中，孙小果听到“死刑”宣判后意味深长的表情引起舆论的关注，人们纷纷猜测，在那一刻，这个背负着多条人命、本应在二十二年前就接受“死刑”的人，此刻究竟是何种心情。

1997年，孙小果在云南强奸及用多种“酷刑”毒打无辜少女，翌年被判处死刑，但吊诡的是，这个原本应该已经不在人世的黑社会头目，居然在去年4月云南扫黑中再度成为被打击对象，随后的调查揭露，原来这名死囚经过一系列基层公职人员的关系运作，先后从死刑变为无期徒刑，进而改判有期徒刑，并在服刑十三年后出狱，继续为非作恶。一个原本应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揭开了藏在隐匿社会角落、远离政权、渗透在中国社会的神秘隐形力量。

孙小果案来龙去脉

1992年，云南人孙小果在其继父—武警云南边防总队司令部警务处副处长李桥忠协助下，在武警系统服役。服役期间，孙小果伙同多人在昆明环城南路强行将两位女子拉上车，驶至呈贡县境内轮奸，却在父母操作下逃过法律制裁。

1997年4月，孙小果强奸了一名16岁少女，两个月后，他又强行奸污了一位女学生，再过四天，他再向另一名女学生施暴。同年11月，孙小果挟持17岁少女，对其殴打、侮辱，包括用竹筷夹十指，用牙签刺指甲缝、乳房，强迫她用牙齿咬住大理石桌面后，再用手肘击打后脑使其牙齿脱落，最终致使少女受重伤。据《中国法律年鉴》，1997年八个月内，孙小果及其团伙至少八次犯案，涉及强奸罪、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寻衅滋事罪等。

1998年，孙小果被云南中院判处死刑，但再次在父母的操作下逃脱一死。2010年4月11日，孙小果经多次减刑后刑满释放，实际服刑十二年零五个月。出狱后化名为“李林宸”，成为多家企业股东并在昆明经营多家酒吧。

2018年，孙小果再次因为斗殴被捕。2019年1月，官方发现孙小果曾经是1998年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随后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云南，将该案列为重点案件督办。

此后案件不断升级，2019年6月4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组成的全国扫黑办大要案督办组进驻昆明，督促云南省有关部门办理孙小果案。自此，孙小果案成为中共此轮“扫黑”的标志性案件。

很明显，中国官方是希望借孙小果案，向外界释放一个明确信号—中国政府将继续把中共建政后重点政绩的“扫黑”延续下去，绝不放松。

起底中国黑社会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用许多不同词汇来形容黑社会组织。中国官方的说法经历从“封建会道门”、“流氓团伙分子”到“黑恶势力”、“黑社会集团”的演变；民间或称“黑帮”，或称“黑道”、“黑社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黑帮电影影响下，也有人用舶来词“社团”或“古惑仔”描述。

1949年，中共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权力自上到下贯通。随着党组织管理延伸至农村基层，以及对城市社区的严密控制，中共政权彻底占据黑社会、乡绅、军阀处于半独立状态的中国基层政权。基层政权组织的严密化及市场关系的彻底简化，堵死了黑社会重新崛起的政治和经济空间。中国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

黑社会的重新出现，大约始自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之后，且其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官方统计，2017年各省区市自“扫黑”开始后抓捕的“犯罪嫌疑人”估计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犯罪嫌疑人”理解为全部均是黑恶势力成员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全中国黑社会人员的数量有多么巨大。

中国基层还是“红”的吗？

无论任何时期，政权与黑社会无可避免存在冲突与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在远离主流政治之地的农村基层就变成黑社会独大。中国14亿人口中，有近8亿是农民，他们居住在约70万个行政村，由500万名村官管理，这是一个游走在国家政权影响力边缘的庞大社会。

自1988年试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中国实施村民自治制度已长达三十一年； 而从2010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全面铺开选举产生“两委”—村民委员会主任（简称村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简称村支书）算起，中国农村已实践一人一票的普选达九年。

不过，这套理想主义的民主试验遭遇现实中的种种乱象。由于乡村中存在的宗族势力、家族势力、政治资源、村民的政治冷感等各种因素交织，再加上乡镇一级官员对农村的扰动，令到这套理想未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图景，也未能承担起乡村治理重担的成功模式。

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形式的黑社会在乡村失序中获得机会，染指中共基层政权，把持乡村事务的空间，从而走向一个个小型的半独立王国。

在河南舞阳县，一名村党支部书记以“万岁”自居，独断专行，村中大小事都由他说了算，连村民家办红白喜事都要“先踩他家的门边”，经他点头同意。在河南郑州，一个名为“治安管理委员会”的黑帮，接受当地街道的委托代管社会治安工作，通过打砸抢收取的保护费，部份作为他们对这种“授权”的费用返还给街道。这是典型的黑帮与基层政权共生关系案例。

这种以家法代替国法的基层组织形态，限制了真正的社会公正和国家法治的权威，并且激化了一系列社会不平等矛盾。

据研究，中国农村政权组织涉黑化不仅存于一地或者某几个地区，而是遍布全国。不仅存在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如两广、江浙、海南等地；也存在于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还有东北、西北地方；甚至连北京这种社会管控力量较强的地方，也查处过多宗村官涉黑案件。

显然，中共不能容忍中国农村在一片红色的底色上，浸染上暗黑的色彩。恰逢此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改革日程表已经进展到将农村基层治理整顿提上日程的阶段，一场红黑基层决战在2018年呼之欲出，并且延续至今，未见衰减。这是一次远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打黑”行动规模更大、覆盖更广、触动更大的政治行动。

第五个现代化不能被黑社会“消解”

就在中共发出扫黑除恶号角的二十多天前，即2018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预告着中共在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后，重新将执政视野转回农村，预示着中共即将在日益凋敝的农村开展一场经济和政治上的大规模改造运动。

中国农村吏治问题显然已成肘腋之患，而非疥癣之疾，几乎沦为“国家长治久安”、“党的执政基础”的反面现实映衬。基层官员职责范围覆盖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关涉民众最切身的生活感受，这也就使得基层官员与黑社会的关系经常成为民众对中国政府认同感最直观的判断来源。

当“第五个现代化”、“中国之治”已被中共纳入蓝图之内，通过打击黑社会重构现代化的基层治理体系，避免黑社会腐蚀基层政权，避免黑社会消解“现代化”，便成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宏观布局中的关键一步。

中国现有691,510个行政村，中央将重新核对各村村主任的合法性，并作大规模清理。随之而来的是，广大的农村腹地和政权薄弱地区在扫重运动中迎来中共党组织的大规模整顿。

以广东省为例，在扫黑开始后几个月内便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1,258个，其中“涉黑涉恶等四类问题”突出的村（社区）200余个，撤换39名涉黑涉恶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同时，广东省也开始进行“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行市、县、乡镇三级官员下村“指导”、“整顿”，强化对村（社区）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监督、激励。

去年6月，中共政治局的最高级别会议开展了对基层组织整顿的制度化巩固。6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其中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式担任村委会主任”，而现行中国法律的规定是“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简单地说，以后，中国行政村将“党政合一”，村主任和村支书两个职位将由一人担任，保证中共掌握基层政权。

这一硬一软、一破一立的两手准备，正在重新塑造中共在农村的话语权和动员能力。这个曾经以“农村包围城市”获取政权的政党，正在回归自己的政策初衷，“黑社会”这个在华人社会主导地下秩序的名字，如同一股黑色的海浪，在当下的中国急速“退潮”。

上文刊登于第19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6日）《孙小果死刑背后　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对决”》。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