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冷战加速 习近平如何终结二元对立世界

撰文: 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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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月4日,北京任命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骆惠宁接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卸任,这样的“换帅”举动一方面因应于香港变局本身,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北京对于香港的长远布局。
在“换帅”之外,随着中美新冷战加速,香港也自然而然成了最为激烈的前沿阵地。围绕此话题,香港01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本次访谈共分为三个部分,此为第二部分。

香港01:其实关于“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提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是否需要将香港过于特殊化,就像很多人对于“中国特色”的争议一样。对此你怎么理解?

田飞龙:我觉得可能特殊化还谈不上,因为香港的资本主义就是殖民地留下来那种初始版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个平台各方好用,也是中国与西方战略性妥协的结果,所以得到了全球化秩序下的共同保障。既然各方在香港都获得了自己的利益,所以香港既有的制度维持不变,50年不变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所以香港的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平台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实体资本主义。所以你讲香港特色资本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全球化的共享平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

香港01:在中美“新冷战”和香港自身的变局中,这样的“共享平台”角色的最大变数会是什么?很多人会因为反修例运动得出悲观结论,比如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一国两制”已经失败了,推行不下去了。

田飞龙:最大的变数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香港人自己不干了,一个是美国人提前动手了。如果香港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港独”运动且破坏性超出自治能力控制范围,“一国两制”就会面临根本性挑战,但中央有宪法和基本法上的相关权限及程序加以处理。如果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激化,导致美国宣布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这是最坏的结果。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对“一国两制”造成严重破坏,而中央是不会主动改变“一国两制”的,中央始终是这一框架的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

但既然是全球化平台,既然授予了香港高度自治权,仅仅依靠中央的兜底保障也是很难维系香港平台不变的。香港人必须明白,平台维持需要香港与国家凝聚“一国两制”基础性共识,共同应对新冷战危机,共同反对香港本土主义异化而成的政治分离力。

香港01: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说的很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田飞龙:但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不是北京一方说了算的,虽然中央坚持“一国两制”不变,但美国在新冷战的背景下走向极端化的情况也不能排除。要知道,美国的鹰派并不追求用香港牌敲诈贸易利益,追求的是通过打击香港平台来延缓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本身扶不起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香港俨然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和隐藏的风险。(AP)

香港01:现在中美已经基本上进入新冷战状态了,虽然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了。按照你刚刚所讲的“两个可能性”,那是不是意味着“一国两制”其实已经推行不下去了?

田飞龙:中美确实已经掉进修昔底德陷阱了,而“一国两制”如果说失败了,那主要责任方是美国,因为“一国两制”出现平台危机不是中国发生了什么,而是美国出现了逆全球化。“一国两制”虽然是在中国主权秩序下的表达,但实际上也是在美国的全球治理体系当中,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对香港享有完全的主权与治权,并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权,但美国实际拥有的全球治理权,尽管不具有合法性基础,却有着长臂管辖的事实性影响力和支配力。美国用“一国两制”干什么?就是既让美国企业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很方便地进入内地投资,又把它作为情报中心,更关键的是作为一个推进颠覆中国政权长期隐秘的冷战基地,美国是有多重利益在香港的。只不过中美在“蜜月期”的时候这些问题都相对搁置起来了,不怎么彰显,浮出来的是经济合作的面向,现在就都摆在台面上了。

目前来看,还不能讲“一国两制”失败了,只能说“一国两制”正在经受全球化变革带来的严峻考验,折射出中美合作以及全球化秩序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危机就意味着有危也有机,这个平台能否继续维持,“一国两制”能否继续下去,还要看另外的指标,就是中国合纵连横的外交成果与国际政治再平衡的具体成效。要看中国能不能说服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维护好香港的平台,确保美国在采取冷战极端措施的时候,比如取消单独关税区地位,这些国家不跟从,这样美国自身把自己边缘化,而香港国际地位依旧。必须加大美国采取极端冷战措施的政治与经济成本,才能有效遏阻美国的极端行为及其破坏性。

早前,位于港岛皇后大道东的新华社香港分社,遭示威者纵火及破坏,大门玻璃粉碎,出现多个大洞。(资料图片)

香港01:现在这个可能性并不高,中美之外的国家也都在观望,而且总有一天会面临选边站的情况。中国虽然一再承诺不称霸,不挑战美国老大的地位,也一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却很难被接受,被信任。因为社会主义曾经被当做洪水猛兽,现在还带着沉重的包袱,香港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具体实践着资本主义,却强烈地抗拒社会主义。

田飞龙:邓小平当年对“一国两制”做了一个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一国两制”其实有四个功能,最低功能也就是第一层是国家统一,第二层是经济现代化,第三层是制度现代化,第四层是终结冷战。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个主权秩序架构之下,以非冷战的方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由原来相对分割变成融合发展。如果这一试验成功了就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是虚假的,是人为的,是可以破解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国文明文化对天下主义世界的和平想象与建构之中,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构性的修正、补充和升华,用这样一种方案反过来去改造欧美的世界,并为广大第三世界带来新的愿景和方向。

而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试图用一种超越姓资姓社的中国文明方案,来终结由西方自身分裂所造成的二元对立世界。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国文明文化对天下主义世界的和平想象与建构之中,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构性的修正、补充和升华,用这样一种方案反过来去改造欧美的世界,并为广大第三世界带来新的愿景和方向。

去年10月中,有香港民众集会要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法案(Getty Images)

香港01: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您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用一种超越姓资姓社的方案来结束二元对立,但香港恰恰是一个最为讲究姓资姓社的地方,这次反修例也充分暴露出它的二元对立。将香港作为一个载体,去实践这一理念,岂不是注定会失败?

田飞龙: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选择,香港有着结构性的困境,而且此前中央也低估了对香港进行文化与政治改造的重要性,以及将其放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面互动融合的难度。

1月5日,上水发生游行,有游行人士举起“五大诉求”手势。(李泽彤摄)

香港01:所以虽然北京现在意欲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跳板,但香港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级,如果问题得不到纾解,这一方案恐怕也很难推动下去。

田飞龙:你会发现很多路都走不通,想走路忽然一条腿又跛了。现在香港只能休养生息,香港承受不起民族复兴那么沉重的价值重负,因为它精神上没做好准备,能力上也没准备好,再逼急了,就崩溃了。现在国家复兴的列车快速向前开动,能上车的先上车,澳门就赶上去了。但香港也不是完全没有调整再出发的机会和希望。

香港01:如果香港赶不上会直接被抛在车外么?

田飞龙:习近平讲过了,苏州过后无艇搭,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讲的很清楚。现在回味一下,语重心长,甚至隐含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