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两大“杀手”裹挟三大亏欠 如何建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导语：1月4日，北京任命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骆惠宁接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卸任。显然，这样的“换帅”举动一方面因应于香港变局本身，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北京对于香港的长远布局。而在“换帅”之外，以反修例作为样本，究竟该如何理解香港问题，又该如何反思香港的资本主义之制度，进而最大限度构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才是长久之计。
围绕此话题，香港01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本次访谈共分为三个部分，此为第一部分。
香港01：经过半年多的反修例运动，香港的各种问题，包括表层的，深层的，底层的，都得以暴露而且还在继续暴露着。而要研究香港今天身处的困局，无法不首先了解香港的制度背景，尤其是香港已经实践了这么多年的资本主义制度。以香港反修例作为切入口，今天该如何反思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
“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先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因为香港过往的资本主义不再能解决这个城市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未能提升财富合理分配的能力，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激化，那不妨借鉴内地改革经验，重构一种能够满足社会追求的资本主义，这种全新的资本主义除了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必须维护公平正义，持续优化产业和分配结构，这也是香港今天需要的、而且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对此你怎么看？
田飞龙：资本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它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释放市场的活力，尤其是保证灵活追求利润。但是它确实侵蚀社会的公平，甚至侵蚀共同体的团结和基本的秩序。面对这些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问题，有的国家解决的好一些，有的国家解决得差一些，比如北欧，日本、德国等是解决好一些的，美国就解决的相对差一些。
其实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不妨沿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讨论。李光耀在总结新加坡模式时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解释亚洲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把“香港特色资本主义”放在亚洲资本主义这个大的脉络里来分析，分析资本主义的泛东亚模式，也就是亚洲模式。这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性的个案，比如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从这些个案你会发现普遍性，比如国家的作用，财团财阀的作用，还有社会的作用，个人的作用等等。这里面的政商关系以及法治的影响与西方欧洲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所以香港资本主义不能孤立起来谈，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不仅对香港，对亚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都有启发意义。比如新加坡模式，就很好地平衡了国家与市场，权威与自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
香港01：香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失衡了。
田飞龙：对。香港在整个心态上，在理解与中国的关系上，理解与东亚文化还有泛中国文化的关系上，实际上殖民化程度还非常深，呈现多重失衡，只是既往在“一国两制”的模糊叙事空间里被遮蔽了。新加坡虽然也是殖民地，但是很好地做到了现代化与去殖民化的一个平衡，通过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通过政府主动规划产业以及提供社会保障，将亚洲价值观里面包含的强调社会公平与保持市场和资本的活力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不要孤立去讨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要建立科学的分析框架对这个概念加以精准诊断。
香港01：就像是剥洋葱，最外层是香港自身的维度，第二层可能是亚洲的维度，再往里可能是世界的维度。彼此之间既有个性，也有一些共性，比较之后才能更清楚各自的问题出在哪儿。
田飞龙：对。因此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其实可以做更精准的概念化，因为仅仅讲“香港特色”的话，其实人们还是不知所以，需要告诉人们“香港特色”到底是什么。
香港01：提到香港的资本主义，就不得不提及被港府乃至北京多次当做成绩拿出来炫耀的“最自由经济体”。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常指香港是“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其在1980年的著作《选择的自由》中直言，“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场的真正运动，就应到香港去。”香港回归后，弗里德曼多次质疑香港背离自由经济原则，1998年香港爆发金融风暴，港府耗资千亿入股市救亡，弗里德曼猛烈批评港府“疯狂”，欲将香港“公有化”。你怎么看香港作为“最自由经济体”的样本和典范意义？
田飞龙：香港被评为最自由经济体是有代价的，代价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长期巨大的国家安全的亏欠，是以国家安全在香港未能充分制度化为前提的，所以各种各样的资本人士甚至情报组织都能来到香港，香港就成了一个各方共享的全球化平台。
第二，是社会公平的亏欠，因为政府奉行的是一个积极不干预的管治立场，政府只负责维持平台、秩序，以至于政府对贫富差距，对社会民生疾苦，对于产业升级政策的引导责任基本放弃，消极不作为，这就造成了社会公平的亏欠。
第三，是战略产业与发展机遇的亏欠。由于香港更强调自己是一个全球经济的平台，所以对自己产业比较优势缺乏一个系统的规划和追求，最后只能依托于本地地产和金融，其他高科技以及本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没有发展起来，长期以来必然出现竞争力的空心化。
以上这些方面的“亏欠”，都是香港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了所谓“最自由经济体”的评价，背后实际上是香港在用其他方面的损失来补贴全球经济。所以在习近平时代，“一国两制”既要维持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同时又要解决这三大亏欠。大湾区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但香港误解了国家进一步的善意，对融合发展表现出排斥意象。
香港01：基于这样的“现实”与“结果”，该怎么理解香港的资本主义模式？
田飞龙：香港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深度殖民化的“平台资本主义”。与新加坡相比较的话，香港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再建构，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维护是不充分的，香港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何在，只是在深度殖民化的资本主义平台之上长期“以平台为能力”，以维持殖民化遗产、纽带作为自身生活价值观与安全感的唯一标志。所以这是一种被殖民性全球化深度套牢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一种主动自我塑造与发展的资本主义，缺乏自身的自主生命特征与生机，也缺乏资本主义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国家认同前提。
香港01：每当香港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香港政府就到处吹嘘，一旦被《经济学人》评为最严重“裙带资本主义”，它却只字不提。
田飞龙：是的。香港人误解了他们对内地的投资占内地吸引外资之高比例的真实含义与分量，那些都是平台资本进来的，而不是香港自身产生的，更不是香港人自己的财富。比如说中国每年吸引外资大概有60%、70%是从香港投资进来的，可是这跟香港有什么关系呢？就跟港交所有关系，跟香港的实体经济有关系吗？没有，这不是香港实体经济的贡献以及本地制造业或者产业的收获、收益积累基础上的对外资本输出，香港只是一个平台和中转站。也有不少内地资本“输出”到香港后再“转内销”投资以利用“一国两制”投资优惠政策的。从香港这里“过水”不代表“水”是香港的。而香港平台的最关键基础就是中国坚定推行的“一国两制”，没有这一宪制前提，香港这个平台是难以维持的。
香港01：要弥补这样的三大亏欠，政府这只手势必要强起来，可现在我们也看到，特区政府奉行一贯的“小政府”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要改变现状，改革香港这一套资本主义，有哪些可操作的办法？
田飞龙：说实话要改革这套资本主义蛮难的，因为“一国两制”相当于各方在香港平台上利益的最优解，就是有意淡化和模糊了主权国家的管治权原理与强度，放任香港平台继续释放原来的产能和效应。当这样一个平台在全球化合作当中受到另外两股思潮和力量的对冲时，就有可能塌陷。
这里是指“一国两制”的两个“杀手”性因素：一个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势兴起，一个是西方新冷战的极限降临。2019年这两个方面在香港产生强烈的对冲和交锋，美国推出香港法案以及港版颜色革命就说明新冷战已经打响了，香港是遭遇战。而习近平讲民族复兴，背后就是很强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意志，这还不仅仅是情绪，而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正当而饱满的意志，就是把自己被压抑了一百多年的受害者、受辱者的不确定性和波动表达为一种强势的自我正名与自我成长的主张。
这个国家性的自我主张具体到香港，就是要求这个平台追随国家民族复兴的步伐，对国家做出进一步的贡献。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拉力：面向国家的融合力与背向国家的分离力。香港本身原本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岁月静好地坐享平台红利，港人本也可以继续做这个梦，长期把平台当能力，可是新冷战把香港往外拉，民族复兴把香港往里拉，香港变得不知所从，精神错乱。
反修例运动和区议会选举，我的理解是香港人在没有能力反思以及在精神上做出决定跟谁走的时候，做的一个最保险的决定，那就是维持现状，保住现有的生活。可是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会失去什么样的机会和机遇，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会如何等等问题，香港人暂且不管。想不了明天，把握不了巨变时刻的命运，就一味幽怨、泄愤及满足于眼前的“本土”利益。黄色经济圈也就是这个意思，不管全球化，不管外面的机遇怎么样，也不管中美之间怎么僵持冲突，作为香港就是要跟内地区隔开来，这其实挺悲哀的。因为一旦“一国两制”出现平台危机，港人就再也没有生存的根据和依靠了。那种想象中的泛西方世界，其实也很难真的接纳香港。
香港01：你提到“一国两制”可能出现的平台危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是不是太脆弱了？
田飞龙：“一国两制”真正的保障条件是中美不打冷战。时间拉回到香港回归前，正是在中美坚决不打冷战的条件下，中国和英国才有可能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美国当年跟中国打冷战，像对待苏联一样打中国，《中英联合声明》都出不来。所以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中国在越南战争当中实际上是拉着美国一起来对抗苏联的扩张渗透，对抗苏联在中南半岛的渗透，作为一个很好的战略配合，也等于是中国向美国交了投名状。1979年中美建交具有世界体系结构性演变的关键意义。
具体来说，这个“投名状”的意思是告诉美国，中国会融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但是中国政治改革要自己一步步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会全盘西化。美国当时也产生了战略上的积极期待，就是通过接触政策能够逐步引导中国走上一个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道路，成为西方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成功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巨大的道德成就，毕竟中国是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意味着东方文明大国被西方模式所完全驯服，世界历史真的“终结”了。
可是美国的这种期待在十八大之后慢慢破灭了。中国没有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兼容于现行全球化秩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通了，而且越来越强大和团结。当美国意识到中国的转型窗口关闭后，就必然重新转到冷战的方式和道路上，就像当年对待苏联那样对待中国。这一转变以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为主要标志，其中将中国列为全球性的主要对手和威胁。原来基于这种搁置冷战而呈现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平台也就不愿意再共享了，美国会认为香港平台上中国的收益更大，再加上香港平台优势的削弱是有利于推进冷战的。美国鹰派的这个不合作思路很清楚，在美国也有着强大的政治市场。
香港01：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对于香港平台的认识有哪些延续性和不同之处？
田飞龙：1949年解放军兵团到了深圳河北岸，当时英国人很紧张，毛泽东说不过河，保留住香港地位，维持现状，后来就变成八字方针“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国当时也是把香港作为一个平台，以便在冷战体系当中保留一定的战略机动性，保持与西方主流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和外贸方面的活口与通道。所以中国与英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快速达成了一个战略妥协，这个战略妥协对中国和英国都是有利的，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整体上是个严格冷战体系，中国自己会评估收回香港不利于它继续发挥平台作用。所以1967年香港暴动的时候，中央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后来香港自己进行改造，逐步培育了一个越来越本土化的香港社会，使得原来的难民社会变成一个本土化的社会。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九七”大限的时间感迫近，民族主义就出来了。因为九七大限的到来，意味着必须收回香港，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必然要求，就像十九大报告里讲祖国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一样。1978、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也遇到了这个压力，就是如果1997年不能收回香港的话，中国共产党就变成晚清式的卖国政府，这个对执政合法性，对他所理解的中华民族政治责任和政治伦理来讲是过不了关的，这个必须要解决。
当然这里有一个大背景，就是邓小平的整个战略决策，整个国家从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主要是对欧美改革开放，所以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能够既保证满足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收回港澳的要求，同时又能让港澳继续保持原来的平台作用，说到底香港还是一个特殊平台。这就是几代领导人之间在港澳政策上的根本连续性，他们都是着眼于国家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并始终精准理解和运用港澳的全球化平台作用。
香港01：到了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对于香港这一特殊平台的认识，尤其是对于香港资本主义的认识，又是怎样的？如果说毛邓时代是由于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局限性，那么在香港回归二十多年的今天再来看香港，又该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呢？
田飞龙：从毛、邓到习，对香港和资本主义的理解应该说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因为经过建国70年，整个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底层抗争和普选权制度化而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重构大大改观了资本主义，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资本主义在道德、政治以及法律上的包容与回应能力。所以今天的资本主义不再是原来比较原始和初级版本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这种变化在马克思晚年即有呈现，而到了罗斯福时代就更趋显著了。罗斯福主义就是一种在自由资本基础上兼容和安顿平等价值的新政自由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价值因素与特征。所谓罗斯福宪法或其“第二权利法案”说的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工程。所以美国的资本主义其实也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基于这样的变化，究竟该如何改革香港的资本主义，建立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呢？如果我们把香港资本主义作为英国留下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初级版本的话，那么改造改革的思路不妨参考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是怎么应对当时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民生和产业萧条的呢？他当时提出了四大自由，其中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在原来资本主义的伦理和制度体系里面是没有的。你匮乏关我什么事，国家没有保障你的责任，你匮乏是因为你自己的失败，因为你懒惰，因为你运气不好，在资本主义的评价体系里，这样的人是注定要被市场淘汰的，淘汰你就是自然竞争正义的实现，照顾帮助你反而是一种价值与制度扭曲。但是罗斯福提出免于匮乏的自由，提出政府对弱者有生存照顾的义务，这就很厉害，后来罗斯福又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会民生权利保障的政策。
美国公法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专著《罗斯福宪法：第二权利法案的历史与未来》，主要讲的就是罗斯福新政。按照桑斯坦的说法，美国资本主义第一代就是以1787年联邦党人宪法与1791年权利法案为标志的，第一代关注的是自由权。到了罗斯福的时候以第二权利法案为标志，渗透了很多福利政策和保障政策，以平等权为焦点，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结构更新。
今天香港的资本主义是从港英时期留下来的深度殖民化的平台资本主义，所以当然处在1.0版本的阶段，属于自由放任的，这种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后必然带来官商勾结、地产霸权。这些负面发展在美国历史上也都存在，1890年到1920年的进步主义针对的就是这些问题，但进步主义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后来罗斯福趁着华尔街危机和二战把这些都改革了，并就此奠定了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威，成为世界立法者。
香港01：不过罗斯福新政不存在“一国两制”的框架，这对于改革香港的资本主义有多大参考价值？
田飞龙：我们在讨论一种比较原始的、欠缺公平的资本主义怎么样改良为一种兼顾公平的资本主义，罗斯福的经验肯定是可参照的。不过经验要想成为具体的政策，需要中央政府、特区政府还有香港社会各自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推进。当然这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中央政策的角色与作用。比较而言，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与香港社会的自我反思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需要来自中央的适当刺激和引导。
中共一代一代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越来越宽，包括也认为资本主义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要学习的，而不像原来就会喊批判，至少不像毛泽东时代批判的那么彻底。经过了邓小平时代的缓和及重新调整，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其实比香港社会的精英更深。所以你会发现，中共官员有个特点，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辩证思维贯穿始终，两条腿走路。面对香港问题也好，中美贸易战也罢，都是这个思路。因此，中央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善加政策教育和引导，对香港资本主义改革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