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共阶段性人事纲要出炉　接班人培养提上日程

作为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共的首份阶段性人事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共官方将之定性为“加强新时代党政领导班子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虽然内容上来看更多的是官样文字，但从中不难看出中共未来选人用人的方向和侧重，而且该份文件的时间跨度，正好涵盖2022年中共二十大，对于中共二十大换届高级别官员的选用，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基层履历者将更受青睐

中共每5年发布一份“党政领导班子规划”，今次文件涉及的年期跨越数个重要时间节点，包括今年中共建政70周年、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2022年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因此备受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中组部负责人称，《规划纲要》对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增强整体功能提出5方面要求，一是选优配强党政正职，条件包括“政治上强”、“经过重大斗争考验”、“廉洁自律”等；二是优化年龄结构，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又强调要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三是改善专业结构；四是完善来源、经历结构，坚持“五湖四海”；五是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加强日常培养、战略培养。

对比5年前中共发布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党政正职选配上，特别强调了“要注重考虑有下一级党政正职经历的干部”，这意味著，未来中共各级党政正职，都需要在下一级党政正职历练。比如某一官员出任省委书记，有市委书记经历的官员将更具优势。这一要求，似乎对于一些一直在中央机关升迁的官员十分不利。未来中共官场异地交流任职可能扩大和下沉。

《规划纲要》还强调“好中选优配强县委书记”，这意味著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将更受青睐。这样的原则，大概率也将体现在中共高层人事的选配上。

除此之外，拥有异地任职经验，有过援疆援藏等对口支援履历，参与过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以及诸如有金融等专业领域经验等官员群体，都将受到青睐。近日刚刚从上海市委副书记任上官升一级，异地调入河南担任河南省长的尹弘，就有援藏经历。当然，这之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上要强，具体体现就是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年轻官员梯队选配提上日程

在前后两份《规划纲要》都提到了年龄结构的问题，2014年的《规划纲要》具体说法是“保持领导班子合理年龄结构”，今次的《规划纲要》则强调“优化年龄结构”，“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值得注意到是，《规划纲要》还强调“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关于选配官员的内容，未对选配“年轻干部”作出强调。

要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党政正职培养选拔，保持领导班子合理年龄结构，优化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非中共党员干部。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切实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的问题。

在中共的官员提拔文化中，“后备干部”是重要的群体。例如中共2003年曾印发专门针对“后备干部”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有学者总结，上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后，中共能够屹立不倒并取得让西方侧目的经济发展，正是因为拥有后备干部这样的制度。这种制度保持了中共干部体系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能够避免诸多不稳定情形的出现。

《凤凰周刊》曾在《解码中共“后备干部”》一文中称，后备干部制度诞生之初，是中共因应执政党应对人才代际更替危机，年龄自然是首要考虑因素。在后备干部体系中，省部级预备人才被规定在45岁到50岁之间，地厅级在40到45岁之间，而县处级在35到40岁之间。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前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吴德贵统计，目前中共已形成形同锥状的后备干部群体，覆盖了多个层级。其中省部级后备干部1,000名左右、地厅级6,000名、县处级约4万名，加起来近5万人。如果再加上乡科级、国有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总量数以万计。虽然中共在2019年年初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删去了“注重使用后备干部”的表述，但是对于年轻的后备官员群体力量的发现、培养、选拔的力度，不仅并未削弱，甚至还超出以往。

此番中共重新强调“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表明中共已经在考虑未来10年到30年，甚至更久的接班梯队问题。2012年至2018年，随著反腐败的推进，大批官员的落马使得大量岗位一度出现空缺，同时中共内部的“党政机构”改革也在不断推行，导致体制内出现了大量官员变动。但是在重要岗位的选拔上，后备官员和年轻官员的“出位”并不明显，年轻官员群体“缺位”问题显现。

在最近的中共人事调整中，地方大员更新频率不断提升，多维新闻在《透视中南海用人密码地方大员加速换人》一文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共有过64次省级地区一把手换人。平均下来，每年会有9.14次换人，远高于过去20年平均到每年5次的调动频率。这样的变动速度，自然也会向下产生联动，强化对于年轻官员群体发现、培养和选拔，是非常现实的需要。因为，这事关中共官场梯队的接续。

事实上，从2018年年中开始，中共对于年轻官员的任用开始加速。2018年6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被认为年轻干部将大范围得到提拔的肇始。中共的此番动作，必然对未来10年到30年接班梯队产生影响，中共未来的接班人，也必将在这一批人中脱颖而出。

此外，《规划纲要》还提出要正确把握干部在工作中出现失误的性质和影响，“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正确对待被问责和受到处分的干部，采取适当形式为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关注干部身心健康。这表明中共高层已经对过去一段时间中共官场存在“不敢作为”的现像有所警惕。

一方面，为官不为本身就是中共官僚体系长期以来的痼疾；另一方，也是因为担心犯错的因素，所谓“不做不错”，明哲保身。强化中共中央权力下的政治氛围，让官员们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失去改革试错的勇气。中共十八大后，鲜有“明星官员”出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的提法，能否消解这一问题还有待观察，但起码表明中共已有改变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