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香港内地舆情激烈对撞　两地应给予对方更多宽容

香港的反修例风波牵动了整个内地舆论，时势动向难以捉摸，烽火引向了地产界。自香港“四大家族”之一郑氏家族宣布捐地，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外多家地产商纷纷表态跟进之后，舆论中早已存在的对李嘉诚的不满形成一股猛烈浪潮。
也有一些分析由此对比香港与内地的制度差异，进而在高度推崇内地政治形态的同时，批判、否定香港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
内地舆论场近几年变动幅度巨大，似乎发生了从一种意识形态的不自信到傲慢的转变，相对冷静、深入和客观的声音始终难以引起注意。这两种舆论态势，其实都值得警惕。

近期内地官媒对于反修例风波的评论已经与前期不同，除了一再强调要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外，同时也更多地注意到深层次结构问题，例如认为香港需要解决房屋土地问题，《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更以“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为题，直指“住房，正是重中之重”。

内地舆论场的批评浪潮

9月25日，郑裕彤家族突然宣布，将向特区政府、社会企业或慈善团体，陆续捐出300万平方英尺的土地，用以兴建公共房屋及相关设施。稍后，同样位列香港“四大家族”的郭得胜家族、李兆基家族也跟进作出类似表态。不过，李嘉诚家族方面表示“目前不打算跟进三家的善举”。

李嘉诚的这一表态点燃了内地舆情。很多人认为，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底层市民民生艰难，特别是居住条件恶劣，因而将矛头指向了香港地产商。眼看几家地产商态度转缓，而李嘉诚依然坚持己见，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他们对李嘉诚的推测与观感，于是形成了更强烈的批评声浪，指李嘉诚是“李摘瓜”，逼问他为何不像其他地产商一样捐地。

与李嘉诚遭遇类似的还有一位著名知识分子——文化类节目主持人梁文道。9月24日，梁文道接受媒体采访时为反修例运动解释说香港人只是希望选自己的市长和特首，仇港情绪源于大陆媒体的曲解。他的这些说法也遭到内地网络舆论的痛批，有称他是“斯文败类”。

以往内地舆论场里也出现过类似的舆情。例如，2018年台湾艺人林心如新戏因获得台湾文化部资助被大陆网友举报，指其为“台独”艺人。更早以前的2001年，艺人赵薇因穿著日本军旗服被指责“卖国”。网友都曾高喊要求管理部门将其“封杀”。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行为自由，商人、知识分子、艺人的言行更容易被放大。普通网民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动辄喊打喊杀不大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治理逻辑。近日，李嘉诚之子李泽钜前往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说明官方与民间有著不同的立场与考量。

2019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人数达8.54亿。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在互联网中发声，音量音调不同的各种声音相互激荡，很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洪流。

其中，相对简单、偏激的说法更容易引起注意，得到快速传播和放大。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全面准确地了解事实真相，挤压了深入思考的空间。

香港内地舆情应更宽容

在香港问题上，反修例运动暴露了香港社会的巨大矛盾，这些矛盾既深刻又复杂，政治体制是其中的重要一方面，但是如果简单地归因于香港政治体制，则不够全面和准确。

例如，参加反修例运动的组成群体的身份、观点、诉求、参与方式多种多样，而且始终处于变化过程中，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既有底层市民，也有中产阶层；既有诉诸违法暴力的所谓“勇武派”，也有坚持“和理非”的温和抗议者；既有支持“港独”的极端主张，也有纯粹是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意见。

而且，不论是香港市民还是内地网友，双方都身处相互隔离的两个社会，经受过不同的知识教育，在两个声势浩大的舆论场中，缺乏深入了解对方的渠道，都难免被裹挟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不应该轻易对彼此下结论，更不应该相互贬低和攻击。

不论如何，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市民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具体观点的差异不至于视若仇雠，更何况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下，思想观念很容易被塑造，社会舆论更是异常善变。身在其中者，往往都是身不由己。

在几年之前，内地网络舆论的景象与当前香港就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在类似推特的新浪微博里，那时还没有多少官方媒体，零星存在的几家官媒发出的声音也少有获注意。更容易引起关注的是民间意见领袖，谣言、偏见和极端言论甚嚣尘上。

观点偏“左”和偏“右”的网友相互争吵、对骂、约架，双方对中国政治制度都极其不满，或是主张重回改革开放之前，或是主张完全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近年来，通过对网络平台的整顿和规范，官方能够对个别突发情况作出迅速回应，网络舆论趋于平静和理性。可是在香港问题上，不知为何网友的情绪很容易被释放了出来。

基于内地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香港与内地的制度差异，以及很多香港舆情对内地的不了解、不友好，特别是在当前反修例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许多负面言论，激发起内地网友反击的同时，也让他们居高临下般以批判的视角审视香港的政治制度，简单地归于否定的结论，并且态度比较傲慢。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傲慢，其实与很多香港人和西方人对内地制度的傲慢并无多少不同，展现了不同政治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自得其所和主观局限。

内地与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体现在政治、历史、文化、思维等各个方面。身处其间的香港是中西两种形态的融合体，优点缺点会相互抵消，也会被激化放大。

“一国两制”的构想提供了一个中西之间相互比较、沟通、参考和学习的渠道。内地与香港应该更多地看到彼此的好的方面，而给予不好的方面更多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