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70周年．专访】台湾学者姜新立：谁在挑起中西文明对撞？

中共即将迎来建政70周年，不久后也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就强调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然而，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国际秩序与格局在中国崛起后正发生巨大改变。
“中国威胁论”或“中西文明对撞”的论调，是否是因为西方世界以西方化的标准去检视中国的发展？记者就此访问台湾佛光大学名誉教授姜新立，从中西文明的视角去剖析现在中共的“现代化”。
撰稿：张钧凯、廖士峰

姜新立提到，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有著相当浓厚的社会主义因素，儒家的《礼运大同篇》就是一个体现。所以西方学者们批评，在今天中西文明的对撞和挑战之下，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蕴含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是完全对立。

关于这个问题姜新立分为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例如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与后来马克思（Karl Marx）《共产党宣言》里面所提的那些东西，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

例如，所谓“共产”不是把大家财产通通“共”在一起的意思，而是包括共有、共用、共建，包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包括夜不闭户的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儒家理想社会的蓝图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讲的蓝图是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个层面是西方所提的东西文明的对撞问题，姜新立认为这是有意识地在挑起以西方帝国主义政治霸权所做的、维护西方中心论的一种政治言说。东西文明是可以调和的，而不是绝对对抗、绝对矛盾。

亨廷顿与福山的路线调整

姜新立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来举例作说明。他认为，亨廷顿在写《文明的冲突》那本书的时候，还是站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大冲突之下，来看未来世界的发展。所以他划一条曲线，从欧洲经过中亚、西亚，然后一直到南亚、东亚，那条线是西方与东方文明冲突界线，在那条线经常发生不同规模的战争，所以他断定这是“文明冲突”。

但亨廷顿没看到的是“文明冲突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在作祟？”亨廷顿晚年已经察觉到了，从而想要做调整，可是不久之后生病过世了。没有看到他的第二本新书，把原来文明冲突论给否定掉，重新再讲一个新的世界发展，相当可惜。

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出版之后，虽然洛阳纸贵，但是不到十年他公开自我调整。后冷战出现之后的前苏联与东欧变局，不能再说明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历史更未因此而终结。而是可以重新思考：一个社会发展，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作用，那就是政治稳定。

“民主政治不等于就是稳定政治”，姜新立分享自己在美国求学时，专门研读一些政治理论，读完之后才发现，其非常佩服的民主理论大师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说的“人是主人”。姜新立反思：“可是人什么时候才是主人呢？投票的那天才是主人，投完票之后的日子都不是主人，而是奴隶。”

姜新立指出，包括阿伦特（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些政治思想家并不是纯粹批评共产主义，或是希特勒主义的那个极权主义而已，同样也是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和多数决本身的问题有所批判。

因此姜新立认为，福山对于其理论的调整修改，在2011年福山与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在上海对话“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时就有所说明了。当时福山表示，政治稳定和政治治理密切相关，政治治理不等于就是民主治理，也不必一定要民主治理。

在姜新立看来，福山这样重大的调整，说明今天整个政治理论的知识研究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了。姜新立表示，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一定要与时俱进和全世界的形势发展要能够互相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