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习时代扫黑】中国基层民众对黑社会的崇拜与憎恨
黑社会在中国从来是一个敏感话题，中国政府称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学者称中国黑社会人数超过100万人；官员说如果有那么多人政府就不用做事了；习近平说，扫黑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习惯于高层政治带来的新鲜刺激后，外界就很容易忽视基层才是揭示普遍现象的大众世界，这也是中共的反腐大戏高潮渐落后，席卷基层的扫黑除恶运动始终未引起外界过多关注的原因。2019年震惊中国社会的湖南操场埋尸案与云南孙小果案才开始让外界重新正视黑恶在中国基层社会的猖獗，为中共扫黑除恶拍手称快，然而，所谓黑恶除了官方定义，外界极少关注基层是怎么看。
7月17日，引起广泛关注的张扣扣杀人案迎来了最终结局——张扣扣死刑，然而这种为母复仇连杀3人在现世为法所不容的行为在另一个权力空间却成为一种被鼓励的道德追求，这个空间即是“黑社会”。一年前在中国江苏上演一场颇为戏剧的昆山龙哥反杀案牵引出的一个叫天安社的半社会组织揭开了基层视角下的“黑社会”——一个区别于官方敌对思维，却又能与政府共同归置在同一轨道的权力存在。
以上述天安社为例，这个早已在2017年初就被官方端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却在2018年中因昆山龙哥反杀案在中国网络上名噪一时，颇受热捧。在反映中国基层精神面貌的短视频平台“快手”上，一群光头纹身，脱光膀子露出啤酒肚，戴粗金链子大手表，出入LV鞋包的天安社成员成为快手第一网红天团，也被众多拥趸者贴上“黑社会”的标签。他们仿照《三国演义》里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的情节，集结数百人相聚桃园结义故里“歃血为盟”，他们声称为了兄弟几次进“局子”而光荣，而掌握这个组织话语权的“族长”永兴自认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
不过他们在快手上提及最多的是《老炮儿》和《古惑仔》。天安社的永字辈们永远最崇拜的是六爷和陈浩南。天安社的大哥永兴去香港旅游，很遗憾自己没见到铜锣湾的大B哥，但还是想办法把乌鸦的老大骆驼哥请到北京视为座上宾，骆驼哥的真实身份是香港著名黑帮14K的大佬。除了天安社，东北蛇哥，石家庄磊哥，铁岭小辉，米boss，东莞乞丐哥，武汉麻雀哥，高坎戴四爷，青岛四哥。风格各异，但是套路就那么几样的网络“黑社会”在快手、在YY，在各种直播平台上纷纷冒头，每一个都像天安社一样唬人辣眼睛。
但流量时代的粉丝效应及变现功能可以证明，网络“黑社会”切中了中国基层的需求，在众多的追捧者看来，网络“黑社会”成员是一群“讲情义的大哥”，是“混社会”的成功者。于是他们在直播平台上刷“礼物”，购买“黑社会”平台销售的大米，模仿着结拜兄弟……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被官方定义的黑恶为何能够在民众中“合法”存在，且似乎带有崇拜？厘清这个问题，大概需要从三个方面解释。
其一，网络黑社会的受捧是底层娱乐需求的一部分，是对“美化”过的“黑社会”幻想。作为中国短期内迅速崛起的一个短视频平台，快手在商业模式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满足了其主力用户中国底层民众的娱乐刚需，而网络“黑社会”的存在本身就迎合了这个平台隐秘、出位的内容调性，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底层民众对过滤后的“黑社会”单纯想象。事实上，快手里的“天安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他被中国网民称之为“黑社会”cosplay。即他们在网络上看似颇具“黑社会”特征的装扮及言行实际上是对流行文化塑造的“黑社会”形象的模仿。
与中国主流意识认同下的反黑作品不同，曾经影响了中国大陆几代人的影视作品《英雄本色》、《喋血双雄》、《教父》、《低俗小说》，这些描写暴力犯罪的影视作品表现的主旨并非“暴力”本身，而主要是借助这样的题材表达创作者的艺术思考，故而这些作品难免有将“暴力”美化的倾向，而深受影视作品影响的普罗大众对“黑社会”的立场也多是主角个性下的审美。
其次，无论是直播平台上的“黑社会”还是流行文化塑造的“黑社会形象”，其集结了普罗大众的精神追求。天安社里的成员“桃园结义”，誓词有福同享，有难共度，以为“兄弟”挡刀“进局子”为荣，《英雄本色》里的Mark哥（内地和台湾称“小马哥”）为了给被陷害的豪哥报仇，只身闯敌营而被打伤一条腿。在“黑社会”的秩序里，“情义”是其核心价值，为了守护这种情感他们不惜与现实法规作对抗，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荣誉的价值情感暗合了传统价值观。此外他们遵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逻辑，对绝对公平与朴素正义的追求是对循规蹈矩的现世规则的反抗，是对压抑秩序下的负面情绪的宣泄。
例如为母报仇连杀仇家3人的张扣扣被官方塑造成杀人狂魔判处死刑之时，舆论中反而出现不少同情的声音。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有观点认为张扣扣母亲当年被仇家害死只受到较轻的处罚判决，22年后，张扣扣为母杀人体现了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根深蒂固的社会道义观。
当然，除了流行文化里对“黑社会”的想象，屏幕之外，基层“黑社会”没有夸张的暴力，也没有理想化的“情义”，更多的是对权力的掌控。
当普世的文明制度无法深入到基层时，基层社会的规则就突出表现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例如随着张扣扣杀人案而被重新翻出的张扣扣母亲被害一事，随着舆论的介入，当年一些并不为外界所关注的细节逐渐清晰。例如当年在基层拥有官场权力的王家人（与张扣扣母亲发生冲突并致其死亡的家族）被质疑利用手中关系找熟人作假证，在致张扣扣母亲死亡后仅以7年的有期徒刑及9,000余元的赔偿了结此案，而当时张扣扣父亲对此案一审表示不服要求上诉并未看到法院启动相关请求的二审程序。虽然很难根据不完整的信息与片面的猜测去将王家人以“黑社会”作类比，但相比丧偶，丧母且未成年的张扣扣父子，很难说不是王家人在基层权力中的优势地位为他们提供了至今看来都受质疑的从轻处罚。
在中国基层的规则制定与权力分配中，广泛存在的黑社会组织通常是掌握规则制定的一方。他们通过原始的资金积累，武装组织，进入地方权力体系，垄断基层资源，支配基层社会秩序。
在崇尚人情社会的底层社会，当他们提供的秩序规显现出的效率与威信成为底层民众解决问题的优先选项时，这种“规则”也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崇拜”。但这种权力架构通过血缘、姻亲、人情交往将资源互换产生的权力掌握在固定的一些人手里，形成一套看似与官方互为对立却又并行不悖的基层权力垄断。
掀开基层这层盖子，现实中民众对黑社会的情感绝不是单纯的官方敌对思维，也不是对影视作品里的不讲究现实基础的朴素崇拜，于普罗大众而言，黑社会就是一种秩序，最好是一种能为我所用的秩序。但数量之众，影响之甚的黑社会已经引起中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警醒，可以预见，旧有的基层秩序将迎来一次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