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观察】藏在反修例冲突背后的关键内因
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掀起轩然大波，民阵组织的6月9日大游行已创下本港近年来游行规模之最。不仅如此，为了反对港府强行恢复立法会修例二读程序，不少人甚至发起包围立法会行动，过程中还发生警民暴力冲突。
现如今，各方说法不一，有批评港府推动修例手法过于拙劣、操之过急，亦有声音指参与反修例的港人缺乏理性和被意识形态裹挟，还有人指是外部力量介入。
不过更为关键的原因，则指向港人长期存在的怨气始终未能有效纾缓，包括对内地、林郑和港府的情绪，以及常年恶化的经济民生问题。
撰文：邓峰
港人缺乏对内地法治信心
坦率地说，修例之所以从本具有司法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正常修法行为，一步步被扭曲为大量港人反对的“送中条例”，继而恶化为街头抗议运动，确实是内外各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港府自恃占据司法公义，忽略港人对于陆港司法差异的疑虑，在未进行充分社会咨询和凝聚共识的情况下，过于强势乃至傲慢地推动修例，是造成修例能被一些人扭曲和污名化的重要原因。而美国、欧盟国家以罕见的高密度介入反修例，频繁发声，推波助澜，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然而，比港府拙劣手法和外部力量介入更关键的原因是，港人长期存在的怨气始终未能得以有效纾缓。在“反送中”、捍卫人身自由这些标签之下，怨气才是内因。毕竟，稍具理性的人都不愿看到罪犯逍遥法外，不会任由香港沦为逃犯天堂，都不难看到修例的初衷是填补香港司法漏洞、彰显司法公义。而经过港府修改完善的《逃犯条例》草案更是早已列明，只涵盖可判处七年或以上监禁的最严重罪行，罪行必须是香港和提出请求的司法管辖区法例内都订明的罪行，并不涉及集会、新闻、言论、学术、出版等自由以及政治罪行。
可遗憾的是，许多反对修例的港人其实已不关心草案内容，他们只是单纯地反对、焦虑，修例恰好给了他们宣泄怨气的理由。他们的怨气首先指向陆港矛盾，是对内地司法公信力的不信任。由于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历史，香港与内地之间难免存在隔阂。港人许多都是当年内地逃难者的后代，“恐共”心理一直是香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再加上内地确实存在专制弊病和人治问题，司法公信力存在不足，以及港人对内地的意识形态化认知，这让香港社会一直以来都存在对内地治理体系的疑虑和不满。陆港之间一些本具有良善初衷的协作和融合措施，时常因此遇到各种阻力。
林郑政府未获市民信任
2014年占中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为化解港人的心理隔阂和怨气，促进两地融合发展，北京出台了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在内的诸多积极政策举措，但从今次大规模反修例来看，港人对内地司法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系的不信任情绪依旧存在，两地之间的隔阂还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巧妙地化解。
市民的怨气还指向香港内部的政治矛盾。长期以来，香港内部撕裂严重，不光建制派和泛民的撕裂，港府和建制派的嫌隙、年轻世代对于港府的不满亦都非常突出。而林郑当初竞选期间因为获得北京的排他性过度加持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令她自当选之日开始就面临认受性不足。尽管她尝试过做出一些积极改变，强调“首要工作是修补社会撕裂”、“恢复市民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但效果不尽人意，未能有效弥合社会撕裂，甚至被人诟病为“做表面功夫”。今次修例过程中，大量年轻人的抗议，反映的正是相当多港人对林郑和港府的不信任。
经济民生问题积怨已久
除了对内地、林郑和港府的情绪之外，港人反修例更深层次的怨气，则是常年恶化的经济民生问题。香港已连续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至于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仍维持在5.5年的高位。在此现实下，将近21万人蜗居于㓥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有56.5平方呎，比惩教署独立囚室的75平方呎还狭小。不仅如此，香港乐施会去年报告显示，香港的坚尼系数是已发展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经济学人》杂志更指出，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80%。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则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近20%。
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港人，有怨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本次反修例抗议过程中，就曾有声音指出“香港的病根，在于财富分配问题”，“每日早晚，看到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垃圾桶中寻找能换钱的废品甚至食物时，我们就应该知道，香港离社会大地震不远了”。诚如斯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令人生畏的生活成本，只会令中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看不到希望。长此以往，社会怨气只会持续积累，愈来愈泛政治化。
所以说，香港眼下的反修例是内外多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相比于港府的僵化和外部力量的推波助澜，关键的内因是港人的焦虑和怨气，其中又尤以经济民生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陆港两地制度与价值观冲突最为根本。所谓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管是否有修例，也不论是否外部介入，只要未能实实在在解决好香港的内因，香港将难以走出困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占中事件和旺角骚乱，还是本次反修例，均是内因在背后起关键作用，是以后香港管治最根本亦最需解决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