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工潮激起千层浪 中国工会改革迫在眉睫
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深圳佳士科技厂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工潮目前告一段落。事件罕见地获内地多间大学的学生声援，带来的回响之大相信官方亦始料不及，官媒《新华社》更暗指事件涉境外势力介入。《香港01》访问了长期从事劳工研究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以及关注国内工人权益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蔡崇国，两人均认同今次工潮主要由工人及学生的声援团所组成，所谓“境外势力”介入是子虚乌有。鉴于目前各方资讯复杂，“境外势力”之说难有定论，事件更引人关注的是，政府应如何应对公民社会的发展。作者：赵观祺、佑安
佳士科技是深交所上市公司，拥有逾万名员工，主要生产逆变焊机、内燃发电焊机和焊割成套装备，在深圳、成都、重庆等地都有厂房，公司董事长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潘磊。
缘于劳资纠纷 工潮获大学生声援
今次工潮的起因缘于深圳厂房工人不满资方超时加班、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等违法行为，今年5月在获得当地具官方背景的坪山区总工会批准下，自行组织工会向资方争取应有的待遇。但资方得悉消息后却抢先成立工会，并将工人自行推选的代表排除在外。坪山区总工会及资方在7月中旬更指控工人筹建工会的行为属违法，30名为此持续发起维权集会抗议、要求组建工会的工人及家属，在7月27日更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目前十多人仍未获释。
工人的行动获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的师生关注，并在网上发起联署声援，不少学生甚至前往深圳支持。然而，声援团的核心成员、26岁的中山大学统计系硕士毕业生沈梦雨却于8月11日晚遭不明人士带走，目前仍然失踪。沈梦雨失踪的消息激发更多大学生由全国各地前往深圳声援，当中声援团代表、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岳昕亦于8月19日向中央领导人发公开信，强调佳士工人组建工会的诉求是“依法行使自身的权利”。但警方后来在8月24日“突袭”声援团其中一个住处，逾50名工友及声援团成员，包括岳昕均被带走扣查。
当局为阻止各地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有消息指内地各高校已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准备前往或身在广东的学生说明他们前往广东的原因和时间，同时又向家长声称身在深圳声援工人的学生是受到“传销活动”影响，要求他们到深圳把学生接走。此外，声援团的成员大部分均为20至30岁的青年，并获内地左派网站如“乌有之乡”等支援，另有左派网站如“时代先锋”和“红色参考”编辑部，因涉嫌鼓动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工运，遭内地警方调查与关停。
内地网上大部分有关这次工运的消息均遭封锁，《新华社》直至警方清场同日（8月24日）才就事件发表报道，指工潮遭到内地民间劳工组织“打工者中心”推波助澜，报道更指“打工者中心”长期接受一家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劳动力”资助，暗批工潮遭“境外势力”介入。
工人诉求转变 坚持组建工会权利
今次维权事件与内地此前其他工人维权事件相比，性质、手段和方式均出现了不同变化，特别是维权工人一方，工潮的导火索仍然是劳资纠纷，但相比以往内地工运工人主要以追讨欠薪、工伤赔偿等经济诉求为主，这次佳士工人却以争取建立合法工会为诉求，他们认为通过工会方式处理劳资矛盾，可以有效向资方争取劳方的权益。
潘毅认为，今次佳士工潮的持续发酵，开启了国内工人阶级自觉组建工会的运动。她指出，随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劳资矛盾愈趋明显，加上中美贸易战爆发，将进一步影响内地工人，特别是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待遇和福利等。工人过去的诉求主要集中在追讨欠薪、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工伤赔偿、搬厂安置和赔偿等关乎切身经济利益的事上，但这次佳士工潮中，工人却明显意识到因为没有合法的工人组织，才导致自己在维权上出现困难。此外，这次维权的佳士工人并不怕被资方或公安恐吓，维权意识较以往的工潮高，始终坚持自己合法组建工会的权利，可见这次佳士工潮并非个别激进工人的非理性行为。
蔡崇国则认为，这次工潮跟社交媒体结合得十分密切，工人善用社交媒体，把工潮消息向外界传开，导致内地不少学生得悉事件后亲身前往深圳，组成庞大的声援团，并与工潮工人共同发挥作用。过去协助工运的内地劳工非政府组织（NGO）反而在这次工潮中未有明显角色，或与官方近年打压有关。
学生与左派声援 引内地政府担忧
另一点与以往工人维权事件不同的是，以往声援工运的人士多只在网上摇旗呐喊，今次却有部分学生和民间左派人士前往现场，甚至以高举毛泽东头像、唱红歌等方式声援工人。潘毅指，内地民间左派人士大部分均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下岗工人，他们作为改革开放下的其中一个利益受损者，与工人有共同的生活经验，故加入声援工人的行列。蔡崇国则表示，在每一场工运中，总有拥政治理念的人士参与声援，强调政治力量介入工人运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即使在西方社会亦如此。
有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即使得益于在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潮和工运而出现，并依托于工人和学生的力量建立了政权，但经过改革开放、六四等一系列变革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十分担忧学潮和工运，更担心二者合流，将社会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因此，在今次工运中，政府一看到出现内地左派和学生声援的情况，就认为“性质发生了变化”，态度变得激烈。该人士又认为，今天中国尚未出现有政治诉求的工运或学潮，今次的佳士工潮仍然是基于劳资纠纷的社会事件，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毋须过度政治化解读。
内地近年愈来愈多工运的出现，据“中国劳工通讯”早前发表的《中国工人观察报告（2015-2017）》显示，有6,694宗工人集体行动个案于报告期内发生，随着企业迁移和新兴行业的兴起，个案地域有从沿海城市移向内陆省份、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扩散的趋势，当中广东省更以896宗个案居于全国首位。
官方工会不作为 倒逼工人维权
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约有逾2.81亿名农民工，当中仅约35%有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雇主拒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埋下了农民工日后进行维权时总是不获官方公会受理的伏线，继而让近年国内工运频频发生。
事实上，中央已意识到近年频频发生工运的现象，在2015年便对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进行改革，当时中央更指包括全总在内的群团组织改革“事关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不过潘毅与蔡崇国均坦言，全总的改革至今效果不彰，蔡崇国更指全总改革只是要以“维稳压倒一切”。
潘毅忆述，过去到国内工业区进行调查时，经常会与遇到问题的工人去找全总辖下的地方官方工会，但工会下班时间比工人一般晚上7点的下班时间还要早一、两个小时，周六、日更是例休，质疑官方工会如何为工人服务。潘毅又指，即使特意选择在工会办公时间造访，对方亦只会受理有劳动合同的个案，原本应该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官方工会，偏偏出现官僚化的现象。
除官方工会外，即使有部分企业依法组建工会，却仍有不同问题出现。蔡崇国表示，这些企业层面上的工会不少只是为了应付官方的呼吁而组建，其工会主席每每是由资方所指派，未有依法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选出，导致真正拥工人身份的代表根本无法在工会中占一席位，更难言守护工人的权益。没有真正的工会斡旋，根本无从透过谈判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令到双方矛盾容易被激化，让工人更倾向采取如街头抗议和罢工等更激进的行动。
一味封堵 只会让政府受害
相比工人主动、学生声援和工会无为，今次事件中最饱受批评的，是内地政府的态度。在工人上访之初，政府表现不作为。工潮出现后却粗暴地“抓人”、“封口”，并在尚无明确证据下将“幕后黑手”指向“境外势力”，全然忘记可能成为工人和政府协调管道的NGO，已经在他们的打压下“销声匿迹”。
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如果内地政府不能展现出更为现代的治理技巧，继续用“封”、“堵”的粗暴方式解决问题，只会让政府受害，类似佳士工潮的事件也会重演。
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如果内地政府不能展现出更为现代的治理技巧，继续用“封”、“堵”的粗暴方式解决问题，只会让政府受害，类似佳士工潮的事件也会重演。
上文节录自第12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3日）文章《佳士工潮激起千层浪 中国工会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