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带一路”的挑战：香港不如内地慎思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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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致洋（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助理编辑）、罗金义（香港教育大学大中华研究中心联席总监）

不久前北京举行“两会”，又掀起中国新闻热，中外传媒的焦点自然集中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修宪上，而“一带一路”倡议现时贵为国家大战略，自然也得到不少传媒关注。不过，在本港的公共论述领域，真正关心“一带一路”的朋友似乎还在期待更多持平、慎思明辨的讨论，而不是一味亲建制式吹捧或是反建制式嘲讽。透过电子新闻搜寻器，笔者发现由2015年“一带一路”官方文件发布以来，本港报章以“一带一路”充满机遇为主题的篇章有六百五十多篇之多（主要是报导，评论不多）；但以它面对的挑战、风险或困难为主题的，却不及一百篇，当中从国际关系的视野和角度理性客观地分析的，大约只有屈指可数的十来篇。高大空地吹捧“一带一路”带来的所谓“机遇”，不但令普罗大众感觉“离地”，也对帮助大家切实了解这个超越“韬光养晦”思想，要将中国从国际秩序的“规则跟随者”（rule-taker）发展为“规则设定者”（rule-maker）的外交战略，无甚助益。近来笔者倒读到好些内地学者有关“一带一路”面对的挑战、风险或困难的论文，不乏理性、持平、客观的分析佳作（虽然从民族主义情绪出发的更多）。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些睿智，为香港有关“一带一路”的切实讨论略作补充。

关心“一带一路”倡议的，大都先由经济角度出发，而对它在经济成效上提出疑虑的内地学者大不乏人。例如，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就指出，“一带一路”对于转移过剩产能的效用其实很有限，外汇储备用于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也没大保障；清华大学有经济学家关注到内地条条块块关系错纵复杂，要将之理顺一直都是老大难的问题，国企是否能够担当得起一大批基建倡议，尤其是来日方长的维修成本？广东也有专家警告，倡议初期的回报可能不明显，以致企业的投入与回报不对称，而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倡议，风险会随著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内地的支持动力也会有可持续性的问题。一些表面上无甚关系的风险，例如自然、环境、生态，其实已经转化成经济和政治风险，例如中南半岛湄公河的污染，令流域各国争抝日深；中亚一些河岸过度用水和捕捞，加剧了跨国资源争夺，而中资都身在磨擦其中。

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相信因为地缘视野的敏感度，来自西部的学者（主要是云南、四川、新疆等等）的审慎研判尤其值得关注，这里应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思灵教授的分析框架去归纳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治理上有五方面的挑战，其一是战略利益的互构及认同：沿线国家积极回应大多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但在政治与安全利益方面，中国与部分沿线国家还是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即使这些国家一方面接受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但不代表它们就会放下对中国的戒心，不再藉中国来平衡其他大国的势力。这些片面的关系在关键时候能否发挥影响力，自然可思过半。

第二是沿线国家政治与社会安全的复杂形势，一般分为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挑战，很多内地学者甚为关注。沿线区域政治局势不稳是长期以来都面对的状态，从中南半岛的缅甸，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中东的叙利亚、伊拉克、也门，以至东欧的乌克兰，更加上大国在区域内外的明争暗斗，不但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另外，政局不稳亦助长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海盗和跨国犯罪集团活动，例如虽然“伊斯兰国”名义上的据点被打败，但在中东的恐怖袭击却持续不断，去年就有巴基斯坦杀害中国人质的惨剧。四川大学就有学者提醒道，“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可能有利于促进西部边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也可能会加剧周边非传统安全对边疆安全的冲击，突显边疆地方政府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滞后的矛盾，实在是持平之论。

第三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关系的挑战，不能理顺的话，倡议的成效动辄事半功倍。这主要体视在四大问题，第一是互信不足，令沿线国家猜忌“一带一路”的目的，令“中国威胁论”有市场。第二是沿线国家不是主要经贸伙伴 ── 根据最新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只有东盟属于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其一，但新德里迄今还未承诺参加或者支持此项倡议；沿线国家采取如此态度的不少于十个），“一带一路”的巨大投资能否带来合理的经济回报，是公道的质疑吧？第三是人文交流有限，再以印度为例，相对于中国和美国每年500万人次往来，中印只有不足89万人次，当中中国人赴印度的更仅有16万人次以下。最后，无论在东南亚的南海问题，还是与印度的边境争议，涉及中国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些现实都对“一带一路”要在邻国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一般被称为“软实力”的中国文化，其吸引力也面对相当挑战。虽然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当下，这方面一般被视为中国官方的“禁区”，但依然有内地学者客观地指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在建构和传播上仍然存在不足，常被冠以各种负面名堂 ── 例如以“锐实力”来标签中国以经济文化手段来包装政治意图。“一带一路”如何为此在民间层面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沿线国家的观感，是中国要狠下苦功之处。

第五个挑战是中国如何理解和应对“一带一路”引起其他大国的关注和反应。美国最近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密切磋商为区域各国提供“一带一路”以外的“另外选项”；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由来已久，前年更加与印度携手提出“亚非增长走廊”，扩大日本的“高质素基建合作”到非洲大陆。除了美、日两国，还有视“一带一路”觊觎它资源丰富的“后花园”的俄罗斯，何尝就会䄂手旁观？

内地当然有智囊“宁左勿右”、放大民族主义视角，用“阻挠”、“搅局”、“压制”、“妄言”等话语去描述、诠释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疑虑。笔者不确定这类取态对筹谋国是有多少好处，但欣慰的是读到另一些学者主张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要充分考虑对象国的利益和身分，给予充分的尊重，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理念。作为国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对外窗户，香港对“一带一路”的挑战、风险和困难，已经克尽智慧与言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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