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维权罢工频发　劳资冲突加剧成隐忧

11月7日，欧菲光发布公告称，公司和索尼中国达成了收购索尼电子华南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交易。此次交易中，索尼电子华南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价0.95亿美元，计入偿债款1.39亿美元后，交易总对价为2.34亿美元。11月8日，这个收购案被中国各大媒体转载才为4000多工厂工人所知悉。工人认为索尼方面把工人当做资产，在工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桌椅板凳一样卖出，并且没有对工人的工龄进行清算。工人自11月10日开始进行了两周的罢工维权活动，最终事件以公安逮捕11名领导罢工的工人、索尼方面开除40余名工人，并给其他工人最高一千元补偿并签署复工协议书后平息——工人工龄问题却依然没有结果。无独有偶，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瓶装业务重组后，工人要求公司“买断工龄”，从11月21日起，重庆、四川及吉林三地员工约600人举行抗议和罢工。

一如往常的中国劳工维权事件，香港媒体方面则多关注在罢工事件本身，鲜有深入探究；而大陆媒体方面则更多关注的是外资撤离的原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具体涉及罢工事件本身的报道和几个事件来龙去脉则是人云亦云，纵使前有《共同社》连续几篇对索尼罢工工人有失公允的报道，然而有鉴于陆媒对“罢工”二字避之则吉的态度，令事件几乎难见深入报道，而立场则在不知不觉中便倾向于资方了。从网上的传播情况来看，其实这些消息并未在中国的网络舆论上形成太多的关注和讨论，偶有提及也是动辄上纲上线到“工人罢工影响国内资本收购外资”的民族主义情绪上，或是“合法的企业收购下，工人罢工只是贪财无理取闹”之类的肤浅论述。然而如果对近期此起彼伏工人抗议罢工的个案加以整合理解，却能在其中找到不少共性的存在：外资撤离中资接手、企业转让法理充分却有不合情理之处、基层工会“神隐”、劳资纠纷动辄成为罢工等等，而这些问题断不可视为偶发个案。

维稳思维下左右为难的地方政府

面对工人罢工，政府的态度似乎相当暧昧，与涉事各方都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它担心激起反弹，或者不愿在民族主义于中国高涨之际，代表外国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对中国工人采取行动。更重要的问题是，近些年的外资撤离潮，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说可能损失巨大，政府方面自然也不会再进一步刺激外资企业。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挽留外商心切，持续强调招商引资的指标，在协商考虑各方面利益关系时就难以持平、立场模糊。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志超称各地方政府在处理集体劳动纷争时，态度多偏向资方，未能以中立者的角色调解双方的争端，有时还会以公权力介入，以警察镇压或行政权管制，迫使劳方退让。

2014年9月25日，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而在之前征求意见的阶段便引发了剧大争议，尤其是港商的强烈反弹，而在之后立法机关删除了一些争议性条款，例如将职工集体协商的邀约门槛由三分之一提高到了二分之一，显示出资方在这场博弈中实质占据了上风位置。

中国基层工会能做什么？

根据《南方日报》2012年的数据，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深圳，超六成企业工会仍是“老板工会”。例如这次索尼工厂中的工会主席就是部门长，本质上也是企业高管。而在索尼工人罢工的之前工人曾经联系过本厂的工会主席，然而却没有得到回应，而在无奈之下的罢工后才惊动区工会，劳动局，信访维稳办的出面协调——然而最终却以警察出动收场。中国劳工通讯的韩东方认为，这些企业收购争议作为正常的商业行为自无可厚非，而工人方面对于自身待遇和工作前景的关注同样合理。劳资双方之间本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争执而已，而如果政府一味以维稳思维抑制工人罢工行为，其结果只能是留下一个个定时炸弹，导致“三输”的局面。

所以实际上工会本可以承担起在而在劳资之间协助政府斡旋的角色，而类似索尼罢工的情况，从本质上来说劳资双方都有各自道理，而工人关于处理工龄问题诉求则完全合情合理。其实工会完全能够在这一片灰色空间内发挥作用，比如引领“集体谈判权”的使用，成为劳工压力的“安全阀”。一方面能够安抚企业，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纠纷，消除社会动荡隐患。最后，工会也应当有职能的承担能够在劳动政策、法规制定和修改上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