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问中国经济之四：经济战最终比的是工业基础
2024年“两会”召开，中共二十大换领导班子之后，由李强带领的新政府带来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而今届两会，最受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中国是2023年的输家”、“中国是反全球化的输家”、“中国是贸易战的输家”……这是《华尔街日报》在2023年岁末报道中国时用的句式。此外，“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停滞的十年’”、“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些杂音也不绝于耳。当然，西方媒体将中国定义为“loser”，这不是一个新闻，而是西方媒体多年来的惯用伎俩，同“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登顶论”如出一辙。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新能源等新赛道远远超越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越日德成为全球第一……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言：中国经济没崩溃，反而“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
但从数据上看，确实“出口连续数月下降”、“吸引外资创历史新低”，“消费者信心指数委靡不振”，从社会层面来说，更存在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信心不足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事实。有人说：“微观经济感受才是真实的，无法用宏观数据修饰、打扮出来”。但是，难道说5.2%仍高于大部份经济体的GDP增长是“粉饰”的数据吗？更何况需要注意的是，炒作“中国经济陷入疲态”时，年均增长仍在全球大国中领先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经悄然发生。
哪个才是真实的中国？何谓好？何谓不好？是看数据还是凭感觉？我们将通过十三个角度试著回答。
【《香港01》将陆续推出《十三问中国经济》系列文章，此为第四篇】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崛起的轮廓》。它的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瑞士洛桑MID商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这篇文章中，鲍德温提出了一个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可能有些难以接受的观点：美国并不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而中国才是工业领域的至尊王者。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一些政客，并没有能够准确地认识到当今中国的工业实力。因为但凡他们对中国的制造业有一个粗浅的认识，他们都不至于会说出要和中国“脱钩”这么荒唐可笑的话来。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工业强，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的工业有多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它的军费开支比世界军费开支排名第2到第10的9个军事强国的加起来还要多。而中国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同样的，中国的工业产值也超过了世界工业产值排名第2到第10的9个工业强国的总和。但是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这个概念不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这个事实并没有像前者一样广为人知。
就一国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而言，中国35%的份额大约是美国12%的3倍，日本6%的6倍，德国4%的9倍。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之高、规模之大、涵盖范围之广，堪称前所未有的。在中国之前，上一个全球工业霸主是美国，美国是在一战之前超越英国登顶的，为此美国花费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中美之间的这种角色转化则要迅速得多，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工业霸主只用了15到20年。
如果将工业强国之间的你追我赶看做是一场赛马，每跑一圈就算一年，中国从追赶到超越再到一骑绝尘，这中间大概仅用了大约25年时间。从1995年开始，中国用13年时间，先后完成了对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G7国家的工业反超，并于2008年成功反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超越美国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因此就停下脚步，而是又继续向前猛跑到了现在。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工业产值比2008年以前又翻了一倍多，而美国的工业产值在此期间则下降了3个百分点。
近年来，很多西方媒体不断放大炒作中国制造业转移，说“中国制造”不再。确实，轻工、纺织看起来好像大量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去了，但这不是一个负面的事。恰恰相反，这是一件好事。
1980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以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加上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出口产品的70%左右靠劳动密集型，也就是纺织、轻工等，因为它们有竞争优势。但是最近十多年，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每年出口的产品90%是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装备密集型的产品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轻工纺织在中国的出口总量中只占7%，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由原来的70%变成了7%。这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胜劣汰的一个战略性成功案例。出口总量继续上升，机电产品这些大幅度上升，当然是好事。
其实西方在炒作“中国制造”话题的时候，心里是很酸楚的。1995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仅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到了2020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20%，而后又来到了30%。而中国的增长伴随著G7的衰退，在这期间，G7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只不过这个降幅还没有他们的工业产值降得那么狠而已。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美国制造的依赖程度。虽然这话说出来会让很多美国人感到难以接受，但事实就是如此。中国的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的35%，而美国的只占11%，美国要从中国多买东西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在2002年之前，中国对美进口曾经是大于对美出口的，但在这之后情况就完全调转了过来。到了2020年，中国制造业对美出口已经超过美国制造业对华出口整整3倍了。反而，中国制造业对美出口依存度已经下降了很多了，因为中国制造现在在东盟和欧盟等市场也很吃得开了，所以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自然就不像以前的那么高了。
总体而言，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主要工业国家，尤其是G7国家，在供应链这块都存在著很深的依存度。西方的政客们可能还在打将本国经济与中国脱钩的算盘。但是客观事实已经证明了，强行与中国脱钩难于登天，而且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困难重重、如履薄冰、代价高昂、而且破坏性巨大的。甚至都不仅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问题，搞不好脱完之后G7可能比中国还伤。西方对中国的所有恶意，最终都会变成砸到西方自己头上的回旋镖。
这种不对称性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中国的制造超级大国地位决定的。正如谁要和美国打军事仗，不死也得脱层皮，因为美国是当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谁要和中国脱经济钩，不死也只剩半条命，毕竟中国是当今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
当然，中国也还不是制造业强国，这是共识。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不是制造业产值第一，也不是工业门类最齐全，而是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的工业基础能力。这“四基”的短板，造成了中国被“卡脖子”的三大痛点：核心芯片、工业软件、控制系统受制于人，“中国制造”“缺芯少魂”问题突出；核心零部件、关键原件、基础原材料依赖进口，“中国制造”遭遇“锁喉之痛”；基础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普遍不高，部分“中国制造”患上“软骨病”。所以，习近平提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这些都是痛点，必须攻坚的关键所在。但恰恰是关键核心，每一步需要更加扎实，都不应求快，而应求稳。
此外，制造业的绿色化、数字化是经常被探讨的发展方向，然而，服务化、集群化，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随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价值链深度重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渗透融合不断增强，从全球范围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显著。目前发达国家产品的最终价格中，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制造与服务日益融合，服务对产业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支撑促进作用更趋凸显，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
当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在发达国家，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40%-50%，是GDP比重最大的一块。而中国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只占GDP的15%-20%，跟欧美国家差距巨大。中国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主体，这就要求在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能够高一些。想要有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就必须有充分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涵盖制造业产业链的研发创新、物流配送、检验检测、金融服务、售后服务、环保服务、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外包、电子商务、品牌服务等十大方面，这些领域都与制造业发展强相关，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这也就是郑州的富士康工厂利润的四分之三都被国外拿走的原因，因为整个生产链的生态、科研技术、金融清算、物流各个方面都被他们所掌握。如果能在这些环节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那么将为中国制造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再有就是产业链的集群化。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应不断提升产业链集成效应，让企业的根扎得更深。特别是加强“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国内通用名词，国际上叫卡链企业、隐形冠军、独角兽。
这类企业在产业链中起到顶梁柱的作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链主企业，都会更愿意将产业链集群布置在此。大力推动这类企业的发展，将极大地减少国外技术和企业中国的制约。
发展自己的龙头企业尤为重要。首先要发展创造整机产品的核心技术企业，企业自己做龙头部分，龙身、龙尾外包给其他企业做。龙头企业做大之后，可以成为只做生产性服务业的链主企业，把制造委托给代工企业。代工企业，也不是过去那种“两头在外、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而是真正的高科技制造业，既是制造业技术、生产线的发明者和组织者，也是产业链标准和供应链组织的领导者。中国要有自己的链主企业、龙头企业，也要培育出一批能够帮链主企业和龙头企业代工的代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