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静默说起：二十大会是优化防疫政策的时间窗口吗

最近，疫情又一次在中国多地反弹，许多地区都收紧了防控措施。四川省成都市决定9月1日至4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自9月1日18时起，全体居民原则居家，非本小区居民不得进入；市民非必要不离成都，确需离开的，凭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成都此举相当于全城静默，已经有些接近“封城”。这是自三年前新冠疫情大爆发以来，成都防疫最艰难的时候。在成都宣布全体居民原则居家不久后，从网络上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成都人抢购生活物资的图片和讯息。

根据中国内地防疫的已有经验，如果成都采取的措施精准、有力，全城静默能较快切断病毒传播链条，较早实现动态清零。这是自三年前武汉封城以来内地大城市比较常用的防疫策略。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三年，中国内地之所以能在全球各地疫情频繁大规模爆发的背景下让绝大多数国民免于病毒的感染，主要是因为包括全城静默或“封城”在内的一套非常坚决和严格而又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防疫模式。

但事有两面，中国严格防疫模式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在三年前新冠病毒毒性强但传播力相对不强的情况下，中国内地的严格防疫能起到长痛不如短痛的明显效果，既能快速控制疫情，又能为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环境。这也是为何在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深陷困境的背景下，中国内地能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时移势易，由于新冠病毒毒性的持续减弱和传播力的增强，以及疫苗的普及和世界多地渐渐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内地的严格防疫模式固然还是能控制住疫情，却已经越来越艰难，疫情反弹的次数越来越多，严格防疫措施对经济发展的冲击越来越凸显。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内地经济出现超预期的冲击，陷入多年未有的困境，与第二季度疫情反弹尤其是上海封城密不可分。

此时的中国内地，正面临两难。如果继续采取严格防疫模式，固然还是有较大可能控制住疫情，但成本和代价势必越来越大，不光经济发展会一再受到冲击，而且人民生活依然会有诸多不便，那些非新冠病人的及时就医问题和隔离区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必然会加重。尤其关键的是，疫情反弹没完没了，严格防疫不知何时结束。反之，如果像西方那样放开，疫情大规模蔓延，不排除死亡人数大增的可能性（香港和台湾都出现死亡人数大增的情况），而一旦如此，不仅会反噬中国内地宣传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疫理念，而且社会大众未必能接受，有可能出现新的民怨。这就决定中国内地防疫模式的转变，必然是审慎的、渐进的。

目前来看，舆论上有许多声音认为，中国内地防疫政策的优化和改进与病毒特性的变化、全球防疫形势的变化相比有所迟缓和过于谨慎。尤其是在严格防疫模式副作用不断显现和许多地方的防疫措施出现层层加码、一刀切的情况下，中国内地确实有相当多的人希望防疫政策及早与时俱进。在此背景下，一些务实理性的声音会建议中国内地为迟早要到来的对世界重新开放和人民生活恢复正常早做准备。

三年前在新冠病毒毒性最严重时揭开新冠大流行的真相，吹响中国防疫狙击战的钟南山院士，今年4月在一篇联合署名的文章中表示：“中国需要重新开放，以使社会经济发展正常化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长远来看，长期的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钟南山院士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疫苗接种是实现群体免疫的关键”，“异源加强针疫苗都可以显着增强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保护”，二是“加快靶向药物和有效中和抗体药物的研发，将有助于降低新冠肺炎感染者发展为危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应鼓励国际合作”，三是“在社区环境中，应优先考虑快速抗原试剂盒检测”，四是“加强对潜伏期和恢复期感染病例的纵向随访调查”，“对决策者如何制定隔离最短期限和出院后复阳病例的管理提供参考”，五是“在某些指定城市或地区进行试点调查，并根据输入性病例的流行特点调整政策，这对于验证中国向安全有序的社会重新开放过渡的成果至关重要”。

无独有偶，中国首都医科大学校长、生物学家饶毅同样早在数个月前便建议：“尽快推广第三针疫苗，老年人和婴幼儿接近（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接种，然后开放”。

中国内地曾在三年前打了一场成功的防疫阻击战，在病毒毒性最严重时保护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健康，后来又持续三年，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将病毒熬到毒性已经比较弱的当下。任何一项政策若想持久有效，经得住现实和人心的检验，就必须与时俱进，持续因应现实的变化进行优化。

正如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所说，凡是持久的，必是温和的与可持续的。在新的情势下，中国内地已经到了防疫政策需要进行更大力度优化和调整的时候，相应准备工作，尤其是疫苗普及（重点是老年人疫苗接种）、药物研发和储备、分级诊疗、病床数量、居家隔离流程等，需要珍惜目前的宝贵时间窗口，加速准备。从时间窗口来说，希望早则中共二十大结束，迟则明年“两会”前后，内地能及时优化防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