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19.3%：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
7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城镇调查失业率从4月的6.1%，降至5月的5.9%，6月进一步降至5.5%。这三个月就业数据的变化，与4月、5月、6月的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从下行压力短期激增到渐渐企稳回升的大形势相符合。
但相比整体就业形势的好转，青年人就业压力却在增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描述：“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同时受疫情影响，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年轻人求职渠道在疫情条件下也受到了阻碍。加之今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又创历史新高，加剧了青年人就业压力。6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9.3%，处于今年以来较高水平。”16-24岁城镇青年19.3%的失业率，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意味着每五个青年中可能有一个失业。
犹记得4月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升至18.2%，创造自2018年1月该指标公布以来最高纪录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曾说，“我记得几年前跟我的同事们为G20研究就业问题时，看到欧洲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年轻人失业率达到20%，我当时就觉得这太难以想象了”，“这是面临多么巨大的压力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中国也到了这个水平”。他认为，“青年群体不仅相对整个劳动力面临较高就业压力，而且近年来压力高出整体失业率的相对程度也在波动中趋于上升”，“过去40余年中国曾遭遇知青回城、国企改制、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就业挑战，均通过针对特定环境实施改革、逆周期宏观调控和就业促进政策等得以较快化解”，“应对目前棘手的青年就业形势，需坚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把短期和长期政策结合起来，综合采用改革-宏观-结构措施”。
不过，相比曾出现青年人高失业率的欧洲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是中国青年人的父辈、祖辈大多有着量入为出、节俭、高储蓄的习惯，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辛勤付出和积攒，多数人家中是有些家底，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青年人度过眼前的难关。二是父辈、祖辈的家庭责任观念、亲情观念非常强烈，孩子是否过得好往往倾注他们太多的精力和心血，但凡有可能，多数父辈、祖辈都愿意以自己的省吃俭用来帮助孩子们度过难关，过上相对比较好的生活。三是中国多年投入大量资源扶持的农村地区可以平衡和缓解经济困境与就业压力。
除此之外，《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谈到的“政府高度关心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就业问题，‘六稳’和‘六保’排第一的都是就业”，“现在疫情出现缓和，青年人失业率会降下来的这个重要条件正在加速形成、扩展”，以及6月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政府和社会正在重新形成关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共识，均是不可忽视的有利条件。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一心一意搞好经济民生，那么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境完全有希望得到化解。
这就要求社会对青年失业问题有清醒认识。正如胡锡进所说，16-24岁城镇青年19.3%的失业率“是个真问题”，“横向比也很严重，各国大约这个年龄段和这个时间的失业率为：美国8.1%，英国是10.8%，欧元区是13.1%，日韩分别为3.8%和7.3%”，“一个家庭里年轻的孩子没有工作，家里就不会安生”，“一个国家青年人失业的多了，同样不是好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失去应有速度，那么无论我们怎样精心谋划，青年人的就业问题都只会不断走入僵局，这是个根本的问题”。
青年稳，则社会稳，反之亦然。近代以来，青年人因为独有的特质——血气旺、顾虑少、充满激情、容易冲动和叛逆，使得青年人的不满往往容易影响社会秩序。不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还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在反复说明，一个社会能否稳定、长治久安，与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着密切联系。
在今年青年失业率上升之前，网络上有一个关于中国青年的流行说法：很多青年对国家充满信心却对自身前途一片迷茫。这说的是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国家进步，让许多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满怀信心，但由于改革红利的代际递减，阶层分化和固化持续加剧，内卷的蔓延，大城市高房价的挤压，又导致他们对自身前途充满迷茫。这种对国家未来和个人前途的落差在某种程度上足以警示当下社会：若不能趁多数年轻人对国家满怀信心之际，早日解决困扰年轻人的深层次问题，让更多来自于乡村、偏远地区、中下阶层的年轻人公平参与社会竞争，恐影响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对于国家的信心，尤其当阶层固化、内卷、高房价和经济下行压力相叠加，让许多年轻人对经济下行有切肤之感，更应及早积极作为。
去年8月，《香港01》采访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谈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新四座大山时，他曾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连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爱国青年都可能没后劲了”，“本来广大青年都是热血爱国者，也都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而奋斗，但如果他们被困于这类新四座大山，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够及时不够稳妥，那既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发展和进步，也会阻碍整个从第一个百年走向第二个百年的进程”。
在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升至19.3%之际，在阶层固化、内卷和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新四座大山的问题依然存在的当下，政府和社会尤其要重视和化解青年人的困境，趁他们的负面情绪尚未蔓延并影响到他们对于国家前途的信心之前，下大力气改善他们的处境，让他们的信心、创造力成为支撑国家进步最生生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