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欠薪潮︱香港经纪人呻惨 球会“去泡沫化”置诸死地而后生？
“金元足球”是许多民众对中超的印象，在高薪利诱下，高水准球员尤其是国际级球星纷纷投效，连带联赛观赏性、球市，甚至亚洲赛场（如亚冠）的表现都大为增进。然而近日，中超被曝普遍球队欠薪，更传出有球会警告球员快在工资确认表签字，否则就破产，“大家都没得拿”。
从最不缺就是钱到甚至面对生存危机，中超的形象转变确让民众落差巨大。然而，转变非单一因素造成，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打击固然有一定影响，但官方政策剧变，如球员限薪令出台、球队被要求改“中性名”、去商业化等的远因，某程度上在中国特色的足球市场下，也打击企业的投资意欲。
另一方面，民众对于中国职业足球“钱途”的理解也是片面的，泡沫其实一直存在。官方或许抱着“去泡沫化”的好意推动改革，但亦不得不为此面对新的信心危机。某中超球员经纪人接受《香港01》独家采访时就直言，联赛的发展恐怕面对愈来愈困难的境况。因此，就大破后的大立，坊间尚在等待中国足球一份未完成的答卷。
恒大过去10年总投入逾150亿
中国职业足球始于1994年的甲A联赛，不过当时12家甲A球会在一线队的平均年投入不到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即使2004年进入中超时代后，传统强队的整体年度支出也未超过1亿元。不过经济格局随着广州恒大的出现被彻底打破，在2011年进入中超首年，恒大便投入了7亿元，此后一路刷新纪录，也缔造了王朝，并在意国名帅纳比麾下收获中国球会多年未能染指的亚冠奖杯。
恒大的成功从此带动了中超大肆烧钱的热潮，2015年以来中超球会每年在球员转会市场上的投入均稳居世界前列。然而，早年疯狂的投入却造就泡沫形成，在金元主宰下，中超球会哪怕把目标放在护级也动辄要每年投入至少5亿元，至于争冠更是没有10亿至20亿元就免谈，如曾垄断联赛冠军多年的恒大过去10年来总投入超过150亿元。
但同时，高投入不代表带来盈利，即使是吸金能力冠绝中超的恒大，2019年也亏损超过19亿元。除了靠母公司注资外，球会在自主招商、分红、比赛奖金收入、门票等各方面的经营收入仅得2.8亿元。这就代表，中超球会的营运只能依靠母公司的造血，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尤其难以负担。
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球会母企的财政状况更为受到关注。不过市场似乎仍是充斥着坏消息，就在欠薪问题爆出不久，中超河北华夏幸福的拥有者华夏幸福便在周一（1日）发布债务违约公告，指华夏幸福基业股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债务逾期，涉及本息金额为52.55亿元。
问题近年慢慢涌现后，中国足协开始启动了一系列限制中超球会投资的政策。以2021赛季为例，中超每间球会单季支出总额不得超过6亿元，同时规定本土球员顶薪为税前500万元人民币、外籍球员顶薪为税前300万欧元，中、外球员平均年薪最高分别不得超过税前300万元、150万欧元。另一方面，中国足协亦颁令各级联赛球会须改用中性化名称，希望摆脱商业化的形象，也令外界憧憬着未中超球队逐步从单一股权变为多元股权。
球迷：恒大不能叫恒大，建业不能叫建业
虽然种种政策剧变，俨然成为“去泡沫化”不得不经历的阵痛，不过如何安抚支撑起球市的球迷以至业界忧虑，也是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如上海某球迷协会一名不愿具名的资深球迷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导致中超球会面临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是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不好，疫情导致经济活动严重萎缩，但另一方面，中超新政确实对企业的投资兴趣有打击，包括限薪令出台等于直接限制了大牌球星加盟中国联赛，联赛的精彩程度会大打折扣；球会改名亦然，“恒大不能叫恒大，建业不能叫建业，那我投资还有什么意义呢，广告业做不到”。
归根究底，这与联赛职业化以来，中国球队就与投资企业名字捆绑一起的特有现象脱不了干系，以往一掷千金以换成功下，企业的品牌效应能随球队成绩而得到利益最大化，有利可图下，自然愈来愈多的企业乐于参与进来。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政本意或许是好事，长远让足球回归纯粹，让真正热爱足球的企业投资，而非投机。
可是过程非简单能概括，如就欠薪问题，某中超球员经纪人接受《香港01》电话采访时就表示，现时部分球队与球员会出现一种互相威胁的情况，过往享受着水涨船高的薪资的球员难以接受新常态下，球会也会反过来威胁球员干脆解散，一拍两散。
对于近年投资热潮，他认为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年访英期间参观英超劲旅曼城等因素有关，导致商家受到领导人展现的爱好所影响。可是，在炒作过度下，一些企业再也无法承担球会的开支，甚至出现企业被球会拖垮的情况。与此同时，部分企业也因地方政府的承诺“走数”而令投资热情受到影响。
例如据陆媒报道，当初大连市当局让万达集团回归职业足坛，一方面是把拯救大连足球的希望寄托在万达身上，另一方面是希望万达重返大连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而万达本身也一直希望用体育文化带动城市建设，打造一个有足球元素的商业地块，然而随着市领导的不断离任，导致最初承诺的很多方案一直无法兑现。在此背景下，万达即将撤资大连足球的传闻不时出现，备受关注。
因此，在球会被迫改名下，该名中超球员经纪人认为，受宣传效果低影响，投资将出现下滑，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也可能以此作为借口，退出足球市场。展望联赛发展前景，他认为职业球员的收入减少下，家长愿意让子女从事足球运动的意欲亦连带受影响，而在饼做大了的情况下，上一手企业留下的债务却可能无人接手，这都导致前景将会愈来愈困难。
青训 有待完成的拼图？
商业化非洪水猛兽，如英超就是靠商业化成功的典范，任何改革不管初衷如何良好，执行方面也理应结合实际情况，操之过急必然会有反弹。
中超近年在亚洲竞技领域取得的进步无庸置疑，而竞技成功又来自于好球员。好球员的培养当然并非一定要靠巨资买入，否则一辈子只能依赖外援，如德甲奉行“50+1”政策，既让球会成立股份公司筹集资金，但又确保球会会员享有最大表决权，这令球队不会采取冒进的预算策略，也不会因为私人投资的撤出而迅速破产，同时由于杜绝一夜暴富的可能，也就刺激了自行培育新血的青训系统发展。
但是，中国显然未有相同的土壤，足球人口比例提不上去下，照本宣科最后只会人财两失。亦因此，如要避免任何政策层面的改革到头来只是一场丰满的理想，那培养起自身的足球文化，然后让文化传承，完善孕育人才的土壤，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在“钱途”不再下，如何说服尤其是草根阶层的家长们继续送孩子到足球学校？如何回应信心危机？这份答卷显然仍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