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8】战友相继离世 天安门母亲尤维洁 纵只一人不改初心
1989年至今，天安门母亲团体已有48位难属去世，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未来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大家仍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为‘六四’正名，为无辜的罹难者恢复名誉”，即使尚存一人，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香港01记者赴北京专访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她称仍会继续坚持“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
五月清晨的北京，天气尚算凉爽，在北京南城花市附近小区中，赶着上班的年轻人步履匆匆，在流动的早餐摊前买好一张鸡蛋饼一杯豆浆便快步离去；老人们也搬出板凳安详的在小区内寒暄闲谈。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的家便在这里，她在等着记者。
尤维洁所在的居民楼大门口并没有设门牌号，反而是蓝底白字的小区警务站。这一设置让当年在拆迁后，初初搬进楼内的尤维洁颇为不解，毕竟作为楼内唯一一个六四难属，多少会有些想法，警务站设在哪里不好，偏偏要安在这里。“阿姨您想的太多了”，社区警察这样回答她，“其实就是物业自然的就把警务站设在这里了”。
长久以来，作为天安门母亲的一员，对尤维洁的监控从来如影随形。从龙潭湖拆迁过来，警察和国保也顺势交接，而自尤维洁2014年接替丁子霖就任天安门母亲发言人以来，两会、清明、六四前夕的监控必然如影随形，楼下警务站会有人值班，更不论找上门来的警察——而今年她则被要求在6月2号3号两天“离京旅游”6月4日当天她方可以返回北京，参加天安门母亲的公祭。
尤维洁是六四难属中的遗孀，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时，尤维洁的丈夫杨明湖刚从广州出差回家。6月4日凌晨，杨明湖听到从窗外传来的阵阵枪响。他十分关切天安门广场上学子的安危，于是他决意与妻子一同前往广场附近查探现场情况。尤维洁回忆，当时杨明湖不相信“共和国的军队会开枪射杀学生和平民百姓”。
当杨明湖骑车至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南池子时，戒严部队突然从公安部大院里冲出来，向人群开枪。在乱枪扫射中，杨明湖的膀胱中弹，瞬间裂成了几块，他的骨盆亦被炸出个大窟窿，下半身无一处完整。
中弹后，杨明湖立即被送往北京同仁医院救治，赶去医院的路上，经过崇文门，她看到十字路口的解放军端着枪齐刷刷的趴在地下，虎视眈眈地瞄着马路对面的百姓，这一刻尤维洁如版画一般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中：“大兵们你们对着的是谁啊，自己国家的百姓啊。”
彼时医院的走廊上伤者枕藉，而血库亦告急。尤维洁一直记得在他的丈夫最需要输血的时候，医生仅仅是在大街上高声一呼便有十多个市民自愿献血。尤维洁把好心人的住址都留了下来，当时还和杨明湖说，“等你治好了，我们去谢谢人家。”她说当时那个场景令她感受到了人间最伟大的爱。
不幸的是杨明湖与死神做了整整两日的搏斗，最终因腹腔感染离世。而寻找并向当时的好心人致谢，也成为了尤维洁至今未了的心愿，“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在见到他们”。
“如果我的丈夫是死于战争时期，或者是有外来侵略者侵略我们的国家，那么在在这种战争时期，我的丈夫被打死了，还有情可原；那么现在就在和平时期，他站在马路边上，他有生存的权利，可这个生存权利会被无缘无故的给剥夺了。”
离世前一刻，杨明湖连声对尤维洁说“我对不起你，你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带著孩子”，当时杨明湖年仅42岁，二人的孩子仅有5岁。
尤维洁的儿子面容相当清秀俊朗，他的一张微笑的照片就摆在家中的钢琴上，每每有记者来访，她便会先把儿子的照片收起来。虽然从一开始就参与天安门母亲的活动，尤维洁却一直都相当保护自己的儿子。丁子霖忆述这对孤儿寡母如何相依为命时写道，“我眼看着这位寡母是怎样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带大的，她在母子俩最艰难的时候下了岗，人到中年又过早的成了退休工人。为了再就业，她咬紧牙关去进修业务；她终日奔波于各个单位，不停息地打工挣钱，为的是把失去了父爱的孩子抚养成人”。
骨灰盒上的小纸条
自杨明湖去世，整整一年尤维洁无从倾诉丧夫之痛，更难以接受她丈夫“正常死亡”的结果。六四一周年之际，尤维洁独自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拜丈夫，却意外发现了六四遇难者王楠的骨灰盒，王楠母亲张先玲的祭辞令她知道有人正同样承受著亲人逝去的痛苦。犹豫再三，她还是在王楠骨灰盒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 于是，凭借着逝去的人，丁子霖、张先玲、尤维洁这几位难属聚在一起，相互慰藉，也成为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雏形。
过去28年来，无法抵抗自然规律的天安门母亲们相继离世，老一辈的天安门母亲担心她们未来的抗争会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于是在六四踏入二十五周年时，她们母亲决定委任尤维洁作为该群体的新代言人，将天安门母亲的火把延续下去。近日，尤维洁对香港01记者忆述当年“接力”的情形，她表示：“我当时就感觉，既然找到我了，那对我应该是一个信任，我责无旁贷应该无条件接受这个信任”。
“是你（中共）用那么残忍的方式，是对你自己的同胞，这是犯罪。28年了，至今到现在没有一个解释，那么就我心里头非常非常的愤怒，也很难过。”
来自“神秘人物”的电话
尤维洁提到，丁子霖去年接过一名王姓神秘男子来电，香港电台则报道为民政部门，并相当肯定的声言在十九大后赔偿与家属讨论赔偿问题，然而被丁子霖当场拒绝。
尤维洁认为，因为天安门母亲的三项诉求（即公布真相、问责和赔偿）是基本的诉求，“若是仅仅谈赔偿的话，你对谁赔偿，是对我们找到的202位遇难者赔偿吗？还是对我们这些签字的、被你们掌控的人赔偿？我们不要这样的赔偿。”她认为若事件属实，反映当局藉逐个击破策略分化家属，此行为是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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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的是，你们（中共及政府）就六四惨案应该向全国人民道歉，这种道歉不会影响到你的执政，你反而会赢得所有人的谅解，包括我们的谅解。”
天安门母亲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汹涌一夜的守望者，如今却依然静坐在孤舟之上缘木求鱼，在那片漩涡中游弋徘徊。大江东去，再有怎样的波光潋滟却仍与他们无关。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曾在给丁子霖的一封信中如是写道：“希望我们以后，有一天六四问题解决了，我们能在天安门广场见面，大家能相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