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专家聚北大论“港独”：用动态、发展眼光看待一国两制

“宣誓风波”尚未平息，八名内地知名专家聚集北京大学“博雅公法论坛”，讨论“港独”的根源与对策。与会专家表示，“港独”有著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殖民地所经历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法治制度会成为独立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作为自治体的性质地区也存在著主张独立的条件。
专家亦指出，虽然内地与香港同吁“一国两制”，但二者对于“一国两制”却存在南辕北辙的理解差异。

昨日（11日），以“宪法忠诚与国家建构——从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切入”为主题的“第三十四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该论坛由全国港澳研究会、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八名来自清华、北大、中国社科院等知名专家与会讨论，由“宣誓风波”引出的“港独”成因以及应对。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国义首先简要介绍了“宣誓风波”的背景，在回顾了“港独”问题的源头与阶段性特征后，提出了三点问题：第一，除了已经取消资格的两位与正处于裁决中的四位议员之外，如何处理其他在宣誓环节上存在问题的议员？第二，立法会内的“港独”分子可以通过释法追究责任，立法会之外的“港独”言行如何根治？第三，香港回归近20年里为何人心渐行渐远？其根源在哪里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宪法”本质上是一种规则，而所谓“合法性”实际上是对强者有利的博弈均衡，理想化的宪法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可以作为一把尺子衡量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所以宪法是处于不断完善中的，而一部好的宪法就是让人权衡自己的利弊后宁愿留在这个游戏中。对于“一国两制”，则来源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天下体系”，而汉代创造了“一国多制”的大一统。

“港独”成因：长期殖民统治与自治体特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出发，介绍了中国从“天下体系”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过程，他指出，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是在抗日战争中逐渐被明晰化的主权概念，而1949年后中国又学习苏联的民族识别法划出了56个民族，因而今天形成了具有分裂主义政治诉求的“族群民族主义”问题。马戎表示，出现“港独”和“台独”的问题，一方面是来自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殖民地所经历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法治制度会成为独立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作为自治体的性质地区也存在著主张独立的条件。 

马戎进一步分析了“港独”问题的历史社会进程与原因：第一，1949年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收回香港，随后大量内地人因逃避“土改”、“反右”和“文革”涌入香港，他们难以正面接受大陆政权；第二，内地并没有对香港社会做系统的研究，不了解香港社会的结构、问题、现状和矛盾；第三，“九七”后内地驻港机构团结交往的方向有了转变，从联合工会与中下层变为联合上层稳住香港；第四，香港制造业转移至内地，香港底层民众收入下降，生活成本提高，对现实高度不满；第五，回归后没有及时修订香港教科书，延续了殖民地的历史教育；第六，香港年轻人到内地体验生活后反而加剧了对内地的排斥；第七，外部势力干预；第八，香港社会每年对内地政治风波的关注。 

“因乱治国”变高压政治　管理香港应弃内地思维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指出，“港独”议员既然要参加香港特区的政治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就安于从事社会运动，如果先期承诺参与游戏，然后推翻之前的承诺，这在政治学上是对立的。 

任剑涛指出，中央的释法举措是多年来内地“因乱治国”而非“因序治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投射。他认为，当香港没“乱”的时候，中央就仰赖香港议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一“乱”的时候又总是把最后才应该使用的手段拿出来的，结果变成一种政治高压，各方不接受不行，博弈空间又迅速收窄。因此他建议，内地不宜用管理内地的思维来处理香港问题，对其余宣誓有问题的议员究竟要“乘胜追击”还是“区别对待”仍需要考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做了总结发言。他希望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国两制”。他指出，内地和香港对“一国两制”本身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差异，特别在香港被另外诠释的一套理解，表面上都在喊“一国两制”、喊基本法，实际上南辕北辙。 

饶戈平指出，香港回归后，对于“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预计不足。同时，回归后香港有些人多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少讲“一国两制”，对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的理解存在严重误区。他最后呼吁，“一国两制”的实施更加需要中央发挥作用，中央是“一国两制”的制定者、主导者和第一责任人，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这一基本国策。 

（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