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哭败　女排受挫　射击脱脚　中国“举国体制”争金之错？

回首“08京奥”，中国以东道主之姿力压美国，位列奖牌榜之首－－中国在100面奖牌里得金牌51面，可谓夸张。有道是“每逢奥运吹牛逼”，国陆媒体普遍认为这次里约奥运会，国家队将能于奖牌榜坐亚望冠，与体育强国美国争一日之长短。然而，“里约奥运”已过两天，孙杨泪下奖台、女排惜败荷兰、气步枪“双保险”失灵，中国于奖牌榜－－用国内流行用语应为“金牌榜”，却是颗粒无收，谓之大热倒灶实不为过。
此前，不少评论都将中国自1984年跻身奥运赛场上以来的骄人成绩归因于“举国体制”，但随着社会结构与民众思维改变，这种倾全国之力追逐奖牌的机制近年日益受非议，改革渐渐成为政府与民间共识，要在运动员为国争光与让体育回归强身健体乃至发挥娱乐功能之间，探寻新的平衡。

姚明：勿把所有体育归入举国体制

“我们不能一刀切地把所有的体育都归到举国体制中。”NBA名人堂成员、前篮球国手姚明如是说。“举国体制对那些我国传统强项是有巨大帮助的，但在篮球、足球这些项目上，我们的实力薄弱状况一直没有改变。”2014年9月，姚明出席时于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表示中国应更加注重发展职业体育和体育产业，加快体育相关部门从原来的举国体制向分类改革转型，“把市场能承受、能消费的还给市场”。

所谓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配置体育资源分配。中国推行举国体制，可追溯至中共建政之初，与计划经济国策并驾齐驱，体现了在国际政治封锁、国内经济萧条的现实下凝聚民心的战略考量。在体育竞技中，这一机制体现于重点选拔与培训特定项目的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争胜，藉体育成就提升国民的爱国情绪。

民情呼唤人性化体育管理

奥运是达致这一“为国争光”目标的最重要场合。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迎来举国体制的最大丰收，夺取了51面金牌，首度登上金牌榜冠军。但风光过后，围绕举国体制的争议再起，西方舆论一如既往挞伐它与政权专制的关系；大陆民情则受体操冠军沦落街头行乞等运动员悲歌牵引，呼唤“人性化”体育管理制度。

举国体制的基本逻辑，就是把有限的资源“注资”到极少数之顶尖运动员身上，其优势是集中国家力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撑运动员所需的专业与高强度训练，如此一来，运动员的能力与成绩可以得到有力保证，在大赛中“夺金”优势更大；运动员在服役期间衣食无忧，不必担心生计问题，可以全心全意投入训练；国家不断培养专业的训练、科研、康复团队，为竞技体育提供全面支援。

中国跳水、体操、举重与乒乓球等项目在奥运等国际赛场上占据显著优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体制。然而针无两头利，举国体制一大为人诟病之处是，倾国之力扶助少数能代表“国家形象”的运动项目，结果造成大众体育资源短缺。

举国体制对那些我国传统强项是有巨大帮助的，但在篮球、足球这些项目上，我们的实力薄弱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体操展现中国举国体制利弊

中国的举国体制，其实就是在孩子于幼儿时发掘“种子”，把“种子”送进由政府财政支持的体育学校“圈养”起来──得益于举国体制，“种子”可以坐享一流的体育资源，专心训练。如果能够获取好成绩，运动员名成利就自然不在话下，但如果成绩平平，则很有可能连生存都成为问题，因为在所谓体校，“种子”基本上很少接触体育以外的知识。

2011年，曾获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操冠军的张尚武被揭发沦落北京街头卖艺，靠苦练多年的倒立、“汤马斯全旋”等技巧赚钱。事件曝光后社会一片哗然。体操是展现中国举国体制利弊的一面镜子。体操长年为中国在奥运会的优势项目，但近年屡陷青黄不接困境。在过往“为国争光”的宣传教育中，人们总会看到一个个年幼孩童离乡背景，在教练严厉调教，笑中含泪地苦练劈叉，为奥运金牌梦“奋斗”的画面。张尚武行乞为这个故事补足了另一面不为人知的辛酸，但在此之前，体操其实早已失去了吸引力。

体育总局改革倡“快乐体操”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近年积极推广“快乐体操”。“快乐体操”的核心是提倡体操融入学校教育，成为一项普及运动，让孩子们带着快乐心情，而不是被迫咬紧牙根参与。家长们让孩子接触体操的原因也不在于争金夺银，而是相信这能令他们更健康成长。

从国家层面来看，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体操人才萎缩的难题。中国体操队现任领队叶振南曾指出，中国注册体操运动员只有2000多人，而竞赛强敌美国从事体操练习的人超过500万。

叶振南直言，当国家缺乏资源普及体育运动，培养尖子的唯一途径就是汇集全国的所有资源，而仍苦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民众则把希望寄托于子女出人头地，不吝啬让他们自幼离家，接受艰苦训练。然而，随着生活质素提升与成长选择增加，送孩子到为培养尖子而设的体校吃苦，不再是中国家庭的首要选项。

“快乐体操”借鉴了外国发展体操的经验。中国前国家队成员程亮便是在加拿大生活时领悟体操不是一项精英运动，而是人人可以接触。4年前他在内地开设了首家私营体操俱乐部。如今大陆各地已有35家同类俱乐部。这种做法更获得官方支持。

官方推动“全民健身战略”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部长王童洁表示：“我们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因此觉得应该在体操前面加上‘快乐’二字。”美联社指出，那些在程亮的体操房里蹦蹦跳跳的孩子，将来未必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但他们学习体操，表明了中国的一种观念转变，即不再视其为职业，而是休闲。

这种转变见诸于官方推动体育发展上的“落实全民健身战略”里。国家体育总局今年5月公布《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订立大举兴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创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目标。规划同时提出要加强市场角色，扩大体育产业。

改革不意味放弃举国体制

这不等于中国打算放弃举国体制。事实上，大多数体育项目因观赏性、人口基数、技术门槛、设备等原因，难与足球、篮球等在市场上争一日之长短，市场体制不能对这些“冷门”项目解决经费问题。即便在获领导层重视的足球领域，当局在积极推行职业化、让体育管理部门放开对职业俱乐部管控的同时，仍在以另一种轰轰烈烈的举国模式大兴场馆，鼓励全民参与。

诚如姚明所言，改革方向并非要废除举国体制，而是“分类归边”。缺乏广泛社会基础的运动仍无法脱离国家扶持；足球、篮球等需要人口基数而又有市场基础的运动项目，则放胆进行市场改革。这是在制度上意识到国家的局限，不过，中国显然无意也不可能放弃在体育上的政策与资源支持，用官方的话语来说，中国要做的是“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关键在于“完善”二字。“快乐体操”的出现，说明改革一大重心是回归体育本义——贵在参与。如果以金牌数量为目标，举国体制无疑能够创造奇迹，但是若以国民体质、体育素养为目标，旧体制显然是力有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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