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三中全会破格提前召开　掀中国政改序幕

“（如果不搞机构改革，政府）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1981年，当邓小平真正掌握中国权力的时候，他发现政府机构叠床架屋，人员冗余的问题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不无感慨的说了这番话。当时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门有100个，其中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高达71个。此外，部分官员的思想和知识水准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

撰文：王雅

对此，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机构改革，并称之为“革命”。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批评当时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

今天，同样的情况再度在中国政坛出现，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罕有地赶在两会前、即今日至28日召开，料将对党政机构全面“动刀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周六（2月24日）召开会议，决定于今日至周三（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会议通报表示，此次政治局会议主要是“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讨论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稿，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

细心解读可以发现，尽管十九届三中全会来得“突兀”，但并不意外。三中全会之所以会“赶”在2月尾召开，最重要的原因是想赶在两会之前传达重要讯息。假若习近平希望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就需要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通过中全会审议，中共党内通过之后，再在随后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务求从“党的意志”上升至国家行为。这是中国政治的必经程序，也是三中全会在此时召开的关键原因。

三大现实　促成改革必要

无论从现实层面考虑，还是从“毛邓习”世代传承的历史来看，中国都有必要进行“机构改革”。事实上，现时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着种种弊端。第一，不论是中共党务系统还是国务院系统，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冗官冗员的情况依然严重。

2016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总共有716.7万名公务员，假若把包括事业单位人员在内的财政供养人员一并计算，人数必不止于此。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2015年接受中国媒体《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到2014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全国人口，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冗官冗员”的现象表明，中国治理体系急需刮骨疗毒、精兵简政，有必要进行一场全面和系统性的机构改革。

第二，中共和政府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以金融行业监管为例，从2015年夏季中国A股市场股灾开始，中国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断，甚至出现了一些横跨银行、保险、证券领域的庞大金融集团，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无法想像的情况，更遑论会出现预警式的混业监管机构。在今天，作为中国金融监管和治理体系中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以及财政部、发改委等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行有效的“混业监管”，处理风险时亦难以拿出正确的有效措施。因此，中国金融乃至宏观经济的治理体系，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机构改革。

当然，金融业只是其中一个案例，除此之外，文宣系统，社会治理（公安）系统等，是否会如国家反腐败系统（如监察委）般成为今次改革的“对象”，仍有待进一步确认。

第三，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架构，“党政不分”的问题长期存在。2016年1月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定为一项政治领导原则，并在中共十九大上写入党章。因此，三中全会上讨论的机构改革，也将厘清党政机构的关系，是对“党领导一切”这一政治原则的体现。

上文节录自第10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26日）《三中全会破格提前召开　掀中国政改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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