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误判中共：香港的教训对台湾的启发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他的作品《论中国》中描写了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应低估或错误估计中国。他写到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的故事。毛泽东起初在内外时机不成熟前对印度保持克制和忍让，待内外时机成熟后，见印度仍步步紧逼，便果断决定大举进攻，重创印度边境军队，达成战略目标。

尽管港台的情况与印度有重大区别，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香港在与内地、台湾在与大陆打交道时，应该注重对话，寻求理解，而不能陷入相互对抗的恶性循环。2019年修例风波后香港政治秩序的大变既反映出香港民主派、港独力量在北京重拳出击之后的不堪一击，又无疑是对屡屡刺激大陆的台湾民进党的有力警示。

本来，中印边境纠纷是近代中国屈辱命运与英国殖民印度共同遗留的问题，解决之道是对话和谈判，而非冲突。然而，据基辛格描述，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奉行“前进”政策，对中国军队步步紧逼，误把中国起初的克制态度理解为中国不会抵抗。

那时毛泽东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并非只是忍让，而是进行缜密筹备，待时而动。当年中国一方面顾虑美国会否趁中印边境冲突而放手让蒋介石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担心美国在老挝的举动。后来随着中国确信美国当时不会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以及老挝问题顺利解决，毛泽东便决定对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通过重创印军而有力威慑了印度。基辛格写道：“敌方低估了中国的力量，无人质疑情报是否准确，又大大地错误估计了中国对其安全环境的看法以及中国对军事威胁的反应。”

这让人想起香港社会与内地打交道的故事。本来，香港社会念兹在兹的民主化目标是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付诸实施。尽管香港民主派与北京关于民主的理解存在区别，对推进民主化的节奏有不同看法，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在2019年修例风波前，香港立法会和特首的选举确实呈现民意代表性持续扩大的面向。如果香港民主派懂得民主所应包含的妥协精神，不急于否决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政改方案，而是在已有民主化成果基础上稳步向前，香港势必会有不同的命运。

然而，遗憾的是，在实力影响的政治秩序下，香港民主派错误判断形势，犹豫不决，未能有效约束港独力量并与之切割。最终，在2019年，因为香港建制派无能，民主派被港独力量裹挟，而港独力量又自以为“气势如虹”，愈发激进，不惜铤而走险，酿成严重的骚乱，让香港面临六七暴动以来最严峻的危机。

屡屡被刺痛的北京忍无可忍，重拳出击，通过港区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重塑香港政治秩序，昔日那些不愿妥协的香港民主派和铤而走险的港独力量迅速在政坛烟消云散。如果当初香港建制派积极作为，民主派懂得妥协，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与北京良性沟通，香港本不至于发生修例风波，北京便会给香港更多的政治空间。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惟愿今后北京和香港一道努力，共同探寻长治久安的道路。

2019年的修例风波让输掉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民进党和支持度大幅下滑的蔡英文通过渲染“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而重获支持，最终赢得2020年台湾大选。这其实是对大陆的有力提醒：香港的治理与台湾的人心走向密切关联，只有当“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越来越繁荣、公平、自由、民主，才能赢得越来越多台湾人的认同。孟子说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仍富有意义。

经过民进党在蔡英文时期的执政，两岸关系从马英九时期的和平稳定状态倒退回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冰冷、对抗状态，台海一度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地球上最危险地区”。台海两岸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互刺激，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大陆舆论场的对台强硬声音明显上升，台湾内部被民粹“反中”氛围和对抗逻辑裹挟。最近，性格执拗、台独意识形态强烈的赖清德赢得总统大选，有可能让蔡英文任内本就恶化的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未来两岸的转圜空间恐怕会日渐缩小。

目前台湾形势颇与2019年修例风波之前的香港有些相似。一方面大陆基于内外形势考虑保持克制，哪怕是2022年的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事件，都只采取十分有限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在台湾绿色政治光谱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国民党连续三次输掉总统大选，在年轻选民当中缺乏认受性，有点像修例风波之前的香港建制派，柯文哲的民众党有点像香港民主派，过高估计自己的角色，自以为可以在两边同时要价，民进党有点像港独，被对抗逻辑困扰，认为可以“以小博大”。然而，如果国民党、民众党不能有效约束民进党的台独冲动，如果未来民进党和赖清德对大陆的刺激突破危险临界点，恐怕会把两岸推向不应有的对决境地。

台湾和香港有区别，更不同于印度，但基辛格说印度“大大地错误估计了中国对其安全环境的看法以及中国对军事威胁的反应”，仍具有现实意义。台湾人普遍珍视的自由、民主和所习惯的“小确幸”生活，离不开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应该考虑复杂的现实力量对比。如果台湾能与大陆友好沟通，理性对话，互相释放善意，两岸问题相信会在未来有理想解决的希望。反之，如果台湾罔顾现实，对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风险视而不见，仍旧沉浸在“以小博大”和单方面依赖美国的幻想中，一旦未来内外形势发生大变，美国自顾不暇，而台湾对大陆的刺痛已经突破临界点，后果不堪设想。

台湾不应忽略的是，大陆和美国在台海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变化，而美国的精力又被以哈冲突、俄乌冲突占用，严重撕裂下举行的2024年大选更被世界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视作全球2024年最大政治风险。

为了两岸问题的理想解决，大陆当然应该去不断提升政治感召力、文化吸引力和经济融合力。当有朝一日，大陆能如邓小平说的那样“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大陆的科技与文化影响力覆盖全球，相信不单台湾问题将不再是问题，而且今天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中国将成为现实。这一切依赖于和平稳定外部环境下的励精图治和改革开放。

但与此同时，台湾不能误判大陆，不能不吸取香港民主派在修例风波前后的教训，不能因一时之利而去屡屡刺激大陆，而要积极为两岸问题的理想解决创造条件，预留转圜空间。因为善意的累积与对抗的恶性循环，势必带来截然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