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经济光明论”遭遇“中国崛起顶峰论”

时下，对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就像疫情期间对于“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的讨论一样，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话语之争。

坚持“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方认为，应该算大账、算长远账，虽然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但中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所以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坚持“中国崛起顶峰论”的一方认为，虽然中国公布的2023全年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速达到5.2%，高于官方年初定下的5%左右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出疫情阴霾，经济下行已经成为中长期必然趋势。其背后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顶层思路之变，也即从原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重意识形态和安全”，以“讲政治”压倒“讲经济”，故此当社会普遍对此缺乏共识，且获得感越来越低，执政者要想提振社会预期与信心，可能性基本为零。

究竟哪一种论调更能全面准确反映中国经济今天的现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近推出的研究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该报告开宗明义指出，近年来，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中国崛起顶峰论”，认定中国崛起已到顶峰，唱衰中国发展前景，打压中国增长预期。特别是2023年二季度以来，等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以及关注中国的智库、学者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或数篇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进行讨论，以不同形式参与“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议程设置。该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就是新版的“中国崩溃论”，但这轮舆情显现出规模最大、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来源最广几个特点。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逻辑也更为“精细”，论调聚焦中国疫情后经济数据的低于预期的具体表现，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决策层的根本问题，同时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更深层次漏洞的暴露。

具体到叙事层面，该报告在第一部分“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新特点与叙事逻辑进行了详陈，并将其概括为四大不同叙事逻辑：一，近年来中国经济数据反映了深度结构与模式问题，且经济下行是中长期必然趋势；二，经济问题反映中国决策层错误的估计和选择，经济政策及“稳信心”措施将持续摇摆无力，意识形态阻碍提振经济；三，中国经济疫情后反弹疲软，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两国后疫情时代预期与现实产生极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缺乏事实依据；四，外部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美国综合实力依旧，将有效遏制中国发展。

紧接着在第二部分，该报告分析了“中国崛起顶峰论”的现实危害及影响，包括：一，放大市场悲观预期，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就业；二，影响外资对中国的判断，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导致短期内外资投资减少和资本外逃；三，刺激投资者情绪，导致股市剧烈波动；四，刺激富人移民潮的高企，大量资本、高级管理人才移民国外，导致国内投资下滑，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五，掩盖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潜力形成偏见和误解；六，扰乱民心影响国内团结，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七，影响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可和尊重减少，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中国崛起顶峰论”，中国该怎么办？该报告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大经济蛋糕、提升民众普遍收获感，用事实回击“中国崛起顶峰论”荒谬的叙事。具体的应对建议包括：一，要将回击“中国崛起顶峰论”作为长期的重点国际传播规划项目；二，要持续释放与持续报道一系列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政策与落地成果，在舆论层面要高度肯定外资的贡献并给予相应的礼遇；三，重视知华、友华、爱华、护华的外籍人士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支特殊重要力量；四，捍卫中国领袖的形象，以跨国法律诉讼方式状告西方不良媒体；五，改变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打造适合国外受众的内容模式，避免掉入“政治宣传”陷阱；六，在对外交流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国内外Z世代青年人的扶持和培养。

相较于官方层面略显空洞抽象的“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该报告既直面了“中国崛起顶峰论”背后的诸多叙事，也直接呼应了中国社会层面的诸多疑惑点，比如中国是否“重意识形态与安全”而“轻经济增长”，中国决策层是否在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上“开倒车”，中国民众与决策层是否正在陷入一场“信任危机”……毕竟这些“荒谬的叙事”之所以有市场，一方面得益于其自身的强大话语权和叙事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中国社会当下的诸多“痛点”。

不过，该报告最后将解决方案锁定在国际传播和讲好中国故事上，虽然道理上没错，但操作层面却是一道难题，且是一场持久战。就像高层反复强调的“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一样，也间接误入了“荒谬的叙事”逻辑中，不仅未能实现提振预期和信心的目的，反倒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国崛起顶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