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逝世震惊中外 　为何“府院之争”甚嚣尘上？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新闻震惊舆论，中国官媒新华社迄今只对外公布了一则短讯，并未给出更多讯息。当中国内地民众通过转发其过往言论、视频等方式表达哀悼之际，西方不少媒体复又开始炒作“府院之争”，试图让李克强的去世变得不简单。

比如《纽约时报》写道，“（李克强）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是中国政府各部委的领导人，但手里的权力似乎比前任总理还要小，政策由习近平主导。”“习近平设立了一系列党的委员会来负责国家安全、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政府各部门的决策职能，后者都以李克强为直接上级。”

BBC在题为《李克强逝世：中国经济政策的务实主义者 终年68岁》的文章中，除了肯定李克强在经济层面的务实做派外，复又渲染了“府院之争”，文章写道，“李克强被视为作风务实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上任初期外界期待他改革中国经济结构”，但“其总理生涯后期被边缘化，权力被架空，甚至有‘最弱势总理’之称。”

近些年以来，经过两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务院的角色有所收窄，日益偏向经济民生，中共中央扮演集中统一领导的角色。这成为了外界不少人解读中国党政关系的视角。但是否真如《纽约时报》、BBC所言，这是一场“府院之争”？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高阶政治正在发生的转型与变化？

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为很多人熟知，但当时，中国的国家政权结构以及党政之间的关系是苏联的“党政合一”模式，中国也因此吃尽苦头，毛周之间的默契配合更多是惯性使然；到了邓小平时代，十年文革乱局终结，刚刚爬出泥潭的中国百废待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认识到了“党政合一”带来的诸多弊端和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后，1978年邓小平提出解决“党政合一”和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并在1980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予以系统论述。

十八大后，中共高层对党政关系做出新的阐释，即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虽然这一变化加剧了人们对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担忧，但如果辩证地理解，这确是问题导向下的必然结果。党政本就没有办法彻底分开，而习李之间的分工与配合，正是党政分工的具体实操。比如疫情期间，习近平坐镇北京，召开最高级别会议统筹全局，李克强及国务院系统奔赴前线具体指导。同样的分工，也体现在各种大小事务上。通过党政分工，才巩固和保证了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二十大之后，新任总理李强更加明确了国务院的职责所在，在首场记者会上将新一届政府定义为“施工队”。

政治学者郑永年在《西方看不懂的当下中国政治》一文中写道，“西方看不懂中国政治，倒不是中国政治本身的缘故，而是很多人往往要么简单地用西方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对中国政治做判断，要么就用西方概念或者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前者导致这些人只能对中国政治表达一个极其主观的偏好，后者则导致这些人对中国政治的认知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有清醒认识的人。在2014年推出的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开篇即呈明了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戳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的想象。“五千年来，中国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十三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将会走自己的道路。”

所以外界不断争论的“府院之争”，放在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国家制度的全新尝试中思考，或许才能看的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