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否开启校门 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命运密不可分

近几天，上海交通大学禁止外卖骑手进入校园，由校办企业设中转站统一有偿转送，骑手需要通过“黄牛”（能拿到出入证的票贩子）代办通行证才能进入校园的消息引起舆论关注，又再次将大学是否应向社会开放送上了热门话题。

而在过去一个多月内，因为北大清华等北京高校多年来搞封闭管理，出入校园需要提前预约，每天仅释放极少名额，导致大批暑假期间到北京旅游希望能入校参观的中小学生被阻拦在大门之外，有参观名额甚至被炒高到上千元人民币一张，也引起了舆论普遍关注。有不少人呼吁，作为具有社会公共属性的大学搞封闭管理不仅与其属性不符，与大学精神和对外开放意识涵养也是一种羞辱，因此应尽快对社会开放。

然而遗憾的是，不仅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高校对这些呼吁毫无回应，仍然对社会大门紧闭闸机森严，毫无开启校门与社会自由流通的迹象，国内其它绝大部分大学也延续了疫情期间和之前就形成的封闭管理机制，仅限对师生家属有限开放，校外无关人员想参观必须通过预约或通过校内人员引见才能入校。

在有些地方，带人入校还成了一门收费生意，北京大学为此甚至处罚了一些与旅行社合作带中小学生入校参观的校内人员。

打着维护校园安全与秩序的“政治正确”的幌子，利用互联网和大资料等高科技手段，通过所谓“预约”机制将大学与社会隔离开来，将普通人阻拦在大学校园之外，把本应对社会大众开放的公共资源转化为仅对少数精英服务的封闭堡垒，已成为中国大学独有的普遍现象——一个正重拾对外筑墙意识，可能侵蚀中国开放成果的危险现象，而且还衍生出了新的寻租腐败行为。

如果说在疫情期间这些管理措施还可以被社会理解，在疫情已经大半年，社会运转已经基本正常化之后，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不能不令人质疑。

大学素来被认为是社会开放、包容、进步的象征，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特别是绝大多数著名大学，对社会都处于开放状态，参观者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大学就算有其特殊性，也不至于从原来的有限开放变成需要预约才能进入的封闭机构。当全社会都变得越来越开放和正常的情况下，唯独大学还在大门紧闭，在讨论要不要开放，这显然不正常。

一个社会对外封闭的格局形成很少是一夕间形成的，也很少是主观上想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它往往是一个缓慢的不为人觉察的过程，先是这里今天关起来一点，后是那里明天封起来一部分，然后就是互相效仿收紧管理，而且常常都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原本的开放消失于无形，每个单元的微观行为演变为宏观上的封闭状态。

疫情后已经重新开启对外开放大门的中国肯定不想走到那一步，为刺激恢复经济，中国政府正加码推出各项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措施，希望吸引外资与外国游客，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大学仍然仍处于一个对社会封闭的自我世界。如果连大学开启校门对外开放都变得这么困难，连具有行为垂范意义、为国家未来培养人才的大学都大门紧闭，对中国开放的未来而言意味着什么，很可能听起来不是一个那么美妙的话题。

事实上，不仅是大学，也不仅仅是物理上的隔离措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术机构在对外沟通上正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不少原本对社会公众自由开放的区域也被封闭起来，必须经过预约和重重检查才能进入。而不少人还记得十几年前甚至疫情前这些地方还可以自由出入。对于开放精神的涵养和对外交流及外界观感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

有国陆媒体最近做了一个网上民调，就“如何实现大学校园的秩序与开放性之间的平衡？”一问，支援大学向社会完全或部分（除科研教学区域）无预约开放的比例高达77.6%，支持预约开放的比例为19.8%，认为大学应像目前这样封闭管理的仅为2%多一点；就“疫情后仍有高校将校外人士拒之门外，你怎么看？”一问，认为是一刀切懒政行为的比例为86.3%，认为封闭管理给师生带来好处的比例为13.7%；另外，有80%的人认为，大学具有公共属性，资源应惠及公众，物理的封闭与大学精神不符。

普通线民都能认识到的问题，难道身为精英阶层，被视为知识与智慧化身的中国各大学管理阶层没有这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