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展遭遇人权 谁在妖魔化西藏？
日前，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今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新西藏、新征程——西藏高质量发展与人权保障的新篇章”。现任中宣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并宣读习近平贺信。
根据新华社消息，习近平贺信紧扣论坛主题，给出了“发展”与“人权”的中国答案。习近平说，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希望西藏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最高层贺信之外，参与该论坛的一众学者的发言也集中于“破”与“立”两个维度：破的是西方长期以来对西藏的妖魔化；立的是中国推动西藏发展对藏区人民生活的切实改变。
比如西藏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刘凯教授在发言中提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语境下，西藏传播面临“不愿、不想、不能”三道难题。
具体来说：第一，不愿传播真实的西藏。面对国际关系异常复杂和多变，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基于政治目的不愿放弃“西藏牌”，会有倾向性地选择传播片面的、歪曲的、为其所用的西藏形象。第二，不想相信真实的西藏。现阶段外界对西藏认知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或者停留在“人类最后的秘境”的光环之下，亦或是雪域高原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生活状态等“旧貌”之上。由于刻板印象的存在，外界公众不想放弃对所谓“秘境”猎奇心理的满足，或是“落后”“困苦”形象对审视者优越感的满足，因此，他们往往不想相信真实的西藏。第三，不能触达真实的西藏。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能够进藏旅游亲身体验西藏文化的人口数量还比较少，特别是国外民众大多从媒体上了解西藏，他们看到的西藏其实不是真实的新西藏，而是借助于媒介镜像和自我选择后形成的感知形象，并不能触达到真实的西藏。
再如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林冠群从交通与教育两个方面，凸显西藏的“今非昔比”，而这样的变化，正是基于中央政府对西藏锐意且不计代价的建设，包括能源、交通、经济生产、社会、教育等等。
具体来说，在交通方面，以往西藏对内交通不便，货物、邮件全靠人力及畜驮运送，时至2021年，“世界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那曲至拉萨高速公路已通车，西藏全区一级及以上公路通车里程达1105公里，除阿里地区外其余6市均有了高速公路。在教育方面，往昔西藏的教育是专为贵族及僧侣而设，1959年后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广设各级学校，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至2018年西藏各级各类在校学生已达66.24万余人。林冠群同时追问：全世界都在追求现代化，凭什么希望西藏不要有任何变化？
面对今日的西藏，不管是破西方的妖魔化，还是立中国的发展观，这既取决于西藏的实际变化本身，也与双方围绕西藏展开的叙事与各自掌握的话语权直接相关。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在题为“我的喜马拉雅叙事”的演讲中就提到了西藏的叙事问题。在李希光看来，喜马拉雅区域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亚洲区域进行殖民统治最早、最深入的地区。从英国帝国主义到今天的美国霸权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有关喜马拉雅地区的宣传与破坏。在全球舆论新环境里，表面上看到的是涉藏假象，其本质是一场严峻的东西方思想战争。“喜马拉雅新叙事的目的就是要用环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大团结叙事取代西方二元对立的喜马拉雅叙事。”“当前环喜马拉雅诸国学界和媒体严重缺乏自主的喜马拉雅知识生产，严重依赖北大西洋国家的喜马拉雅知识生产。其结果是，一些国家的学界和媒体受制于西方话语，内心有恐惧，缩手缩脚，不敢自主的开展喜马拉雅的叙事写作。随着美国从中国周边入手，不断挑衅和威胁中国，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和跨喜马拉雅的民心沟通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
李希光所谓“西方二元对立的喜马拉雅叙事”其来有自，且最直接有力的批判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内部。199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一书，该书作者是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的西藏和佛教研究教授Donald S. Lopez Jr。这部著作不只在藏学界，而且也在整个世界宗教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Lopez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手法，对历史上和当下西方世界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误解、挪用和歪曲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清算，特别是对当下西方神话化、精神化西藏，将西藏与香格里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幻想所创造出来的乌托邦——等而视之，以至于普遍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这一现象做了振聋发聩的批判。
《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书告诉人们，西藏从来就不是一个“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主题”，而是一个西方幻想的对象，而这个想象出来的“虚拟的西藏”（virtual Tibet）对于当下西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都有着十分特别和巨大的影响。在西方，西藏不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历史以及独特的社会构成和文化传统的现实存在，而仅仅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它是一个由西方人、为西方人设计和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式的、超现实的存在。有时西藏被理想化为一块净土、圣地，是集聚人类一切智慧的宝库，一个完全奉献给佛教实践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有时西藏又被妖魔化为一个充满了各种迷信、巫术的地方，一个中世纪的腐朽和罪恶的渊薮，一个令人厌恶的疯狂剥削和压迫农奴的神权政体。不管是理想化，还是妖魔化，总而言之，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刻板印象的流行，均表明西藏绝对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存在，它只不过是一个被幻想的对象。
基于Lopez的研究，沈卫荣、汪晖等中国学者在21世纪初期不断在提醒的是普遍存在于我们国人中的“内部东方主义”问题。沈卫荣在一篇关于内部东方主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想来或令人唏嘘的是，今天努力在将这个西方殖民主义想象中的乌托邦转化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的主角，竟然全部都是我们这些包括汉人、藏人和其他民族同胞在内的中国人，原来我们中国人才真的是当代香格里拉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或问今天的我们为何对香格里拉如此的热衷呢？莫非我们也全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
汪晖则在《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云南藏区的中甸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目的不过是招徕游客。2004年，我在中甸一带访问时，曾经到过一个藏族文化的‘样板村’，这个小小村落竟然网罗了几乎所有藏族文化的建筑和摆设。在迅速变迁的世界里，保护和珍藏民族文化是必要的，但这样一个藏族的文化村并不能够反映藏族生活的日常状态。关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又在怎样将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批评西方的东方想象时，我们需要批判地审视中国社会对于东方主义的再生产。说到底，东方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问题。”
从这个层面来看，当发展遭遇人权，当中国的喜马拉雅叙事遭遇西方二元对立的叙事，警惕普遍存在于中国内部的东方主义同样重要。作家王力雄在《天葬》一书的封面这样写道，“西藏就像一个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体，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巅，从不同方向飞来的鹰鹫，纷纷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从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抢夺主权，或是争取民意，或是表现意识形态，或是讨好国际社会，还有那些贪心不足的商人、盗猎野生动物的枪手、寻求刺激的旅游者、厌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涌进西藏各取所需。”或许，回归西藏民众本身之所需，才是建构喜马拉雅新叙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