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 官僚主义的表与里
疫情三年，中共党内积重难返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得以最大限度暴露出来。早在2020年2月，时任中组部部长陈希在一场围绕疫情防控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即表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大敌，要坚决防止高高在上，浮在表面，空喊口号。而今虽然疫情正在成为过去式，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随之消解，反倒越来越成为“第五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阻力和障碍。
日前，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该方案提到要防止嫌贫爱富式调研，避免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研，不增加基层负担。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防止走过场、不深入，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不解决实际问题。该方案同时提到，“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对涉及多个地区或部门单位的问题，上下协同、整体推动解决”。
“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这是最大限度克服弥漫于官场的官僚主义的认识前提。这至少说明，高层对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表现在基层”的问题是有认识的，所以才要协同解决“根子在上面”的问题。
举例来说，疫情期间，中国各地在防疫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就不断被聚焦，具体到抗疫手法上，则是一刀切、层层加码，虽然官方三令五申要杜绝此类行为，但在地方上和基层却愈演愈烈。关键在问题就在于，疫情期间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只是“表现在基层”，而“根子却在上面”。
比如严厉的问责制，初衷是为了打消官员的消极懈怠、不作为，为了保证民众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而积极作为，并在不同阶段因应局势进行更精准的防疫，可在过去两年多的抗疫实践之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不少地方官员看来，顶格应对疫情至少不会因“防疫不力”而被问责，而精准防疫需要时间，更考验治理现代化，多数地方官员已经无暇他顾，先用顶格防疫手段证明自己在做事情，故而每每有本土确诊病例，第一反应便是全城静默乃至封区封城，由此付出的巨大经济成本则由全体民众承担。后来虽然有及时纠偏，强调过度防疫也要问责，但相较于防疫不力被问责的力度而言，“过度防疫也要 严肃问责并未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和普遍共识。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德文在一篇反思基层官僚主义的文章中写道，“反官僚主义是对的，也是必须的。只不过，反的重点不在基层。基层在官僚体系的‘命令—服从’系统中，只有服从的份，他们在工作中已经受够了，完了还要受另一套超越官僚系统的政治话语的压迫，这就很不合适。如果非要反基层的官僚主义，那么，就改变他们在‘命令—服从’系统中的地位，让他们对政策制定也有点参与权，也可以反向操作，给各个实权部门打分考核。最合适的，还是让他们有点自主性——给他们自主权，他们有权不用，那叫做‘不作为’；他们有权任性，那叫做‘乱作为’。”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也体现了“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以港澳办划归党中央直接领导为例，为的就是解决多个部门单位不协同、“政出多门”的问题，这样的不协同造成了涉港机构严重的官僚主义，再加上问责制和巡视机制的相对缺失，使得问题与矛盾越积越多，中央和香港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香港过去这些年的政治动荡，比如占中运动、旺角骚乱、立法会选举风波、修例风波等，都或多或少与此相关，只不过问题和矛盾往往“表现在香港”。
回看中央治港变化，中央显然也意识到了香港问题一再恶化实际上“根子在上面”，所以才在2003年因23条立法问题导致50万人上街抗议后，在原来强调“不干预”的基础上增加了“有所为”，并组建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以解决政出多门、上下不协调的问题。但积重难返的问题并未随着小组的成立而化解，反倒在一系列社会问题冲击下加速撕裂，2012年的的反国教运动，让中央第一次切实意识到，再不调整对港政策，再不加强全面管治权，香港问题或将积累成大问题，中央的底线，也从邓小平时代“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全面转变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及至2020年因应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和安全底线挑战，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升格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各部门处理港澳工作。再到今年两会之后推出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更进一步将港澳工作划归党中央直接领导，都是解决“根子在上面”这一问题导向的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机构改革方案中，在罗列中央港澳办的工作时会提到“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因为在过往，不仅调研研究是缺位的，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上亦存在很大问题。
回到官僚主义，邓小平曾一再强调，“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但邓小平同时清醒认识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所以“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面对这样的难题，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既然高层已经认识到了很多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也正在通过机构改革等予以上下协同、整体推动解决，那么不妨给中国共产党多点时间，毕竟不管是官员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