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逝世︱两度接见台湾统派　直言“六四”又倡“中国”国号

11月30日中午时分，江泽民在上海逝世。当中共讣告一出，台湾顿时之间议论起了这位在两岸关系上与台湾官方多次交手的大陆第三代领导人。有媒体忆起江泽民与李登辉之间的“密使”传闻，有学者认为他为两岸铺陈了稳定基础。普遍的看法是，江泽民主政期间台海虽一度濒临危机边缘，同时也打开了进一步往来的空间。

中共对台政策一向被认为具有传承性，换句话说它是历任中共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说法与承诺叠加，在大政方针不变之下，因应时局调整之后的产物。江泽民时期的对台政策，人们一般记得的就是在1993年和2000年两度发表台湾问题白皮书，以及“江八点”、“汪辜会谈”等等推动两岸接触谈判的做法。

不过至今较受忽略的是，被认为“性情中人”的江泽民，在接见台湾人士、特别是“志同道合”朋友们时，有一些“脱稿而出”的表述，更能够看见那个两岸在彼此关系上“摸石头过河”的年代，江泽民如何站在国家领导人的高度，真情流露去回应当时一般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和两岸未来的疑问。江泽民任内两度接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访问团，会中的对谈便成了值得一探究竟的文本。

盼两岸“不计前嫌”向前看

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重挫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观感和民族情感。成立于1988年的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在时任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的倡议下，先由学者王晓波起稿致书中共中央，表达对国是之关心，随后受邀于1990年2月由时任主席、著名作家陈映真率团访问大陆，江泽民于2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全团27名成员。

据团长陈映真留下的对谈纪录，江泽民用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卢”等诗词古文，来描绘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甚至点出与马列主义的关系：“要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但也要积极地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思想”。

他又用了“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以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寓意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也寄望两岸能“不计前嫌”，“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多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着想”。

回应到当时动荡不安的国内外情势，江泽民以自信的口吻向来自台湾的爱国客人保证“中国完全可以保持安定”，在国内“首先要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才能国泰民安”；在国际“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谁也不要干涉谁”。

至于众所关切的两岸问题，江泽民借由《香港基本法》（草案）甫完成的起草工作，论证两岸能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不同的制度”。对于“武统”的话题，江泽民表示，不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是针对外国干涉势力和分裂主义分子的”，“我相信台湾同胞只要把其中的道理弄清楚之后，也就不会反对的理由”。

六四之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

另外根据199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载，引起海内外震荡的六四事件，也成为这场会谈没有避讳的重点之一。江泽民特别提及中国共产党在六四之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强调不会随意给大学生戴上“动乱分子”的帽子，“我们对广大知识分子一律团结教育、对青年知识分子是热情对待，但也要严格要求，要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不能把他们推过去。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联系上六四事件“反官倒”、“反腐败”的起因，江泽民引用了中国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己不正，焉能正人”，“身教重于言教”等，强调共产党有“廉政”的好传统，但他也注意到少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必须唤起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这场突破两岸政治对立的会谈，不是没有任何的阻力，例如时任台湾新闻局长的邵玉铭即表态称，“将依法处理统盟在大陆的言行”。但陈映真仍然看到了此行突破两岸冰封的重要性：“大陆打个喷嚏，台湾就可能发烧，台湾有什么动作，大陆也很注意”，他认为“江总书记是非常开明的人”，中共倘若能在廉政建设上“实行非常鲜明的政策”，“这样能鼓舞大陆人心，对台湾也是非常大的鼓舞”。

统一后国号可简称“中国”

两岸之间跌宕起伏，1990年代虽有“汪辜会谈”和“九二共识”的善意起点，但很快地又面临了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与李登辉“特殊两国论”的巨大冲击。江泽民旋于2000年2月推出《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16度直接点名李登辉，明确将其定调为“台湾分裂势力的总代表，是台湾海峡安定局面的破坏者，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这份白皮书另一项要点，在于延续“江八点”的基调，为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创造空间：“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2001年10月23日至29日，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一行20人再度应北京方面邀请访陆。江泽民于10月29日接见该团，谈话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

据中国统一联盟返台后于11月1日召开的记者说明会，双方讨论到了统一后“国号”的问题，时任主席王津平指，“他（江泽民）倒是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同行的学者王晓波还原当天的见面情况，忆及江泽民以国家领导人身份第一次提到国号的问题，“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可以 simplify，称为‘中国’就可以了。他特别讲到，‘不必去做无谓的争执’”。

此外，众所周知江泽民签名时惯用繁体字，还曾经引起大陆内部的质疑声音，指“主席应作全国表率”。江泽民在会谈中，特别向使用繁体字的台湾来宾交代了他的四大理由：

1. 简繁体字现在可以用电脑转换。

2. 繁体字习字临帖还可以学习古典诗词。

3. 简体字虽然在大陆使用，港、澳、台湾同胞还使用繁体字。

4. 中国字是艺术。

这个话题虽在两岸问题中非属“大事”，何以江泽民会在如此场合谈及中国文字问题？要知道台湾方面对大陆的“简化字”始终有着一定程度的心结，甚至到后来有政治人物倡议以“正体字”一词取代“繁体字”，目的即在于欲与“简化字”竞逐“正统”。曾在第一次中国统一联盟访京团随行的大学教师李寿林，即认为江泽民能重视中国文字问题，“不仅关系海峡两岸真正的统一，其实更关系中国民族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自信与责任，我们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未来”。

两岸恶化台湾空间越走越窄

从“不计前嫌”的两岸寄望，到直言“六四”，再到主张统一后国号可简称“中国”，以及论及简繁体字等敏感话题，这符合外界对于江泽民自由开明的形象，但也是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下的缩影。江泽民虽强调“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不能撼动的前提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而且斯时台湾“反中”、“拒中”和“抗中”的氛围并不若当前来得如此高涨。

时至今日，两岸曾经经历八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却随着外在环境中美进入战略竞争的变化，走上了对立和对抗的老路，有过之而无不及，“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在台湾更是气若游丝。经历佩洛西（Nancy Pelosi，台译作裴洛西）执意访台的大波折，北京时隔22年后出台名为《台湾问题与新时代统一事业》的第三份对台白皮书，不仅取消了“不驻军不派人”的承诺，还划设好“台湾特别行政区”的终局设定。

换言之，从江时代对照习时代，对台湾来说，除了实力对比翻转处于弱势之外，两岸关系恶化非但无法替台湾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反而令台湾的出路愈走愈窄，而且陷入了更大的危机风险之中。江泽民逝世回首时代风云变幻，对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何去何从，还是有着值得今人参考反思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