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港鉴台：“一国两制”的中期时刻与新篇章
【摘要】“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与现代化发展问题的长期战略和创新型宪制安排，在港澳优先实践，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上。香港是“一国两制”港澳台实验的最具影响力和示范性的制度平台，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对“一国两制”香港经验进行简要总结，可以对澳门实践及台湾方案起到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香港回归以来的治乱演变有历史原因，也有制度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与世界体系频繁、深度互动带来的正常范畴的风险和挑战。作为开放性和实验性的制度安排，“一国两制”的制度收益和制度风险是有正相关性的，但是当制度风险达到极限时必须引入制度补强，才可延续制度整体的安全性与生命活力。香港回归25年来，繁荣稳定的基本面及法治体系、国际地位得到有效延续，但国家安全、选举安全及爱国者治港出现严重威胁和挑战，国家审时度势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以“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矫正“一国两制”观念与制度体系偏颇，推动香港由乱返治，由治及兴。香港经验的固有架构及其调整改良的丰富发展，既是“一国两制”本身反思理性的完整呈现，也对台湾方案带来直接冲击、影响和启发。今年也是“九二共识”提出30周年，这是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里程碑，内含“两岸同属一中”和“两岸共谋统一”的核心意涵与原则。“两岸同属一中”指向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国家基础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想像共同体”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引入对台独分离主义有严重误导，也遭到不当利用，应当进行理论层面的澄清和匡正。在“一国两制”中期时刻后的下半场，香港经验将沿著正确和完善的制度轨道继续探索和发展，而台湾方案也可借助香港经验及自身实际获得有序的理性展开，从而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某种独特智慧和方案。
一、引言：“一国两制”的中期时刻
2022年4月29日，李家超先生发布香港特首竞选纲领，标题赫然而出——“同为香港开新篇”。香港回归已有25年，成就和挫折幷存，确实需要具备“贤能爱国者”资格的特首带领特区管治团队和香港社会“开新篇”。“一国两制”是国家大战略，要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也要解决国家现代化问题。“开新篇”是有历史背景和制度基础的，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内的更新与改良。
“五十年不变”，这是《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基本法》共同规定的香港“一国两制”制度实验的周期。这一规定既有辩证法的智慧光芒，也有实验主义的制度理性。在1984年的历史时间点上，香港和平回归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民族历史意义，标志著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和平谈判为方法的“一国两制”在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是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及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平等地位与相互尊重的里程碑事件。《中英联合声明》体现了中国的和平统一意志和智慧，体现了中国坚持主权立场和灵活设计自治制度的国家理性与国家自信。这是民族复兴和融入世界主流体系的特定成就，开启了香港回归过渡期及回归后良好治理的新纪元。《香港基本法》则是在中央既有政治决断与宪法秩序内展开的“一国两制”范畴的具体立法，是“一国两制”获得的第一个法律肉身。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高度肯定这一部开创性法律，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一国两制”的香港实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是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理性与世界体系良性互动的具体制度成果，也是建立中国与世界体系结构性互信的杠杆和桥梁。
香港实验的意义是双重的：其一，香港本身的和平回归、繁荣稳定及对国家现代化的独特贡献，这是香港“一国两制”内在的国家理性；其二，香港对“一国两制”先行先试，以建设一个繁荣稳定、民主法治及国际地位凸显的“新香港”作为对台湾回归的先导与示范。在中央决策者看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是“一国两制”实验逻辑的自然展开与扩散，不仅证明了这是港澳台和平回归的最佳方案，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包容性、创造性和优越性。从中央层面而言，“一国两制”始终是国家战略和国家制度方针，是针对港澳台之和平统一问题的国家谋划，其本质与灵魂在于“一国”的和平伦理、发展理性及与世界体系沟通的非冷战意图。香港实验是“第一只螃蟹”，澳门实验对香港先行经验有藉重也有个性特色，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有效补充和支持以香港平台为标志的“一国两制”国家制度实验，幷以二者的整体经验和吸引力对台湾回归产生强大影响力。因此，香港制度实验的稳定性、波动性与具体走向，就是“一国两制”生命力的核心指标，对台湾回归的直接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
与港澳“一国两制”的实验进程相比，台湾回归是一项更为复杂和艰难的国家统一工程。2021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著民族复兴而解决。”台湾的历史比港澳复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殖民、反殖民与国家建构的过程及其遗产层层叠叠，其回归与分离的张力波动表征的恰是“民族弱乱”的病理深度和“民族复兴”的康健进度。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之间存在强关联，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凝聚和团结复兴的不变意志，是“大一统”政治伦理与政治传统在民族国家时代的规范追求。基于“民族”的共同历史根基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体想像与认同，“九二共识”应运而生，构成两岸历史关系与法权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则属于以“九二共识”为前提，激活其中的“共谋统一”的共识要素和宪制意志的推进性倡议和架构。2022年是“一国两制”香港实验的中期时刻，香港制度即将转入下半场，迎来新周期。2022年也是“九二共识”达成的30周年，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艰难转进和寻求突破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和评估“一国两制”？如何以香港经验助成台湾方案的启动和进展？如何在变动的世界体系与世界秩序中接力推进国家和平统一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来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这是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与新周期之展开需要确定的历史和制度基础，也是谋划推进台湾方案的必要参照。
二、香港回归以来的治乱演变与制度体系的结构更新
回归以来的香港治理，在制度来源上包括国家立法和原有法律体系，二者之间幷非自然融洽，而是存在著冲突和张力。1999年“居港权案”中香港司法权对中央权力的尝试性挑战表征了香港管治精英对自治权高度与香港制度优越性的特定理解和践行，也昭示著香港平台制度斗争的激烈和繁复。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50万人大游行，显示了香港公民社会的民主意志和运动能量，国家安全在香港缺乏民意认同和制度基础。香港回归，“一国”大局虽定，“两制”张力不断凸显，幷带动社会力量和外部干预势力介入混战，对“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和挑战。
2022年，香港回归25周年，也是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和制度红线的新选制的政治收获之年。尽管遭遇第五波疫情的肆虐，香港在中央全力支持下仍能平衡处理抗疫、民主与民生的多重事务，在2022年5月8日依法有序完成新特首选举。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日子。“爱国者治港”带来了香港政治社会文化与制度的观念革命，在功能意义上等同于香港“二次回归”与严肃的“去殖民化”。这一补课式的进程之所以能够揭幕，固然在于香港反对派的底线破局之极端威胁，更在于国家体系制度自信的确立。“一国”没有自信，“两制”张力和制度漏洞便无人问津，或敷衍拖延，或掩盖遮蔽。如今，国家自信已然回归，国家权力也就理直气壮地合法进场了。理解香港国安立法和新选举法的改革大事，需有历史意识和大局观念。新选制严把“爱国者”的法律资格审查关，确保了选委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属于“爱国者”之间的公平竞争游戏，实现了反中乱港势力出局的制度治理效果，香港管治迈入“爱国者治港”的新时代。香港正在经历由乱返治、由治及兴的转变过程，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一国两制”及香港繁荣稳定的诸多经验和启示。
香港回归时，从中央到香港本地再到国际社会，对于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维持长期繁荣稳定有著积极期待，但也存在种种质疑和忧虑，甚至出现了独特的“回归移民”现象。“一国两制”是一个新事物，香港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香港“一国两制”的成败得失对澳门、台湾均有直接影响。“一国两制”是国家治理命题，也是世界体系命题，其所承载和探索的根本目标既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也包括以非冷战方式追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和平发展之道。因此，“一国两制”的治理走向，既关乎民族复兴的国运，也关乎世界和平的大局。
但香港管治幷非一帆风顺，从其体制、社会到外部环境均存在较大的对抗因素和风险性。2019年修例风波，全港性的黑暴之乱，以及外部干预势力如入无人之境的极端介入，使我们充分理解到了香港平台潜藏的风险和危机。事实上，对这种体系性的风险与危机，中央是存在一定预判的，比如2014年治港白皮书提出了“全面管治权”的整合性法理架构，但其付诸实践却要晚得多。如果追溯香港回归以来的社会运动史，我们会发现前后相继的风险升级线索：2003年“23条立法”的大游行与立法挫折；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与认同之争；2014年非法占中与普选之争；2016年旺角暴乱与青年勇武派的登场；2018年反对“一地两检”与融合发展的心理抵抗；2019年修例风波与“港版颜色革命”之决战；2020年“选举夺权计划”与完全自治的迷思。这些所有的社会运动导致香港陷入“抗命歧途”，彰显了香港“爱国者治港”社会政治基础的薄弱和特区自治能力的内在缺陷，也暴露了香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颠覆策略和破坏性能量。
这些乱象需要追溯乱源，才能对症下药，由乱返治。从主要的乱源角度，我们认为回归以来的香港在如下方面存在制度性和社会基础性缺陷：其一，“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未能得到巩固，多个功能界别和区域、基层空间被反中乱港势力劫持，爱国建制派的选战和管治权安全的保障面临不断恶化的政治处境与挑战；其二，基本法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运行不畅，陷入制度性困境，其困局因素包括立法会的恶意拉布、司法复核的过度压制、公务员体系的保守抵制与社会运动的激进施压，这些因素反映出香港管治体系内反中乱港势力的强大能量和社会治理层面本土激进派的颠覆性力量，内外夹击导致特区管治举步维艰，民主发展畸形变异，民生保障难以推展；其三，“选举中心主义”的政改斗争和选举工程，造成社会严重撕裂，造成外部干预势力对香港政治的强势渗透和控制，造成香港法治秩序和发展利益不断遭受侵蚀和破坏，香港良政善治欠账日多；其四，香港深层次社会矛盾未能得到聚焦回应和强有力解决，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住房困难、青年发展空间受限等社会不正义、不平等现象，不断激发民怨和抗争风潮；其五，外部干预势力持续利用香港社会政治矛盾以及香港与内地矛盾，挑拨是非，操纵民主发展，煽动极端对抗，试图将香港打造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主体制度的基地和桥头堡，幷以非法干预和长臂管辖的制裁对香港进行压制和胁迫。这些乱源相互渗透和影响，波及香港制度安全和人心团结，最终造成了修例风波之乱。面对乱象与乱源，中央果断出手，在“一国两制”框架和国家法治范畴内引入新法，重塑人心，追求善治，取得了重大进步。
治乱问题历来是政治的头等大事，因为如果不能实现稳定之“治”，就不可能有任何可持续的发展和进步。“一国两制”的初衷之一是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不仅仅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责任伦理。繁荣稳定内含一种辩证法结构，即稳定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是稳定的目标。香港上述乱象和乱源，在中央层面有著正确的研判和积极的应对。中央治港，首先是从制度上找原因，对症下药；接著从社会层面切入，寻求社会基础的修复与重构，确保“爱国者治港”扎根深厚，牢不可破。
制度层面的拨乱反正涉及法理与制度体系的重构。面对香港回归以来对“一国两制”基础法理的种种误解和扭曲，中央在2014年发布治港白皮书，提出了“全面管治权”概念。谁有主权，谁就有全面管治权，但其具体行使需要借助法律形式。这一概念的激活是至关重要的，为中央因应香港乱局提供了法理正当性。从法理上看，全面管治权包含中央直接管治权、中央授权及对授权的调整权以及中央对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一地两检”的合法化，得益于中央依据全面管治权最终作出的“人大决定”。而全面管治权最典范的行使，当属于香港国安法的引入。香港国安法在23条立法之外采取了“决定+立法”的制度模式，激活了中国宪法上的“一国两制”制度创制权，又将香港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实现了与香港自治权体系的有机结合。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基本制度模式参照香港国安法，采取“决定+修法”的方式完成。在选举修法的过程中，“爱国者治港”得以确认为“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
如此，则中央以“全面管治权”和“爱国者治港”作为法理根据，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作为制度根据，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进行了结构性重构，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选举安全，幷以“爱国者治港”指导香港社会展开一系列的界别治理、社团治理、文化治理的社会面改革，深化和巩固了“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社会层面的“爱国者”治理改革，是更加深刻与长期化的治理事业。随著香港国安法、新选举法的具体实施，反中乱港势力纷纷解散或跑路，外部干预势力遭受打击而有所收敛，爱国爱港力量不仅牢牢掌握管治权，而且逐步取得了香港的社会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当然，香港本土派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仍然存在幷采取了揽炒、抵制的策略，而外部干预势力绝不甘心失去香港牌，故制度和社会层面的相关斗争远未结束。
这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在政治发展与法律治理层面的基本状况。在中央的拨乱反正之下，香港重回繁荣稳定，法治体系有序修复，融合发展逐步展开。但香港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世界体系处境有所恶化和波动，美国涉港立法特别是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案》规定了递进式的长臂制裁框架，非法干预和制裁不断加码，而来自美国盟友体系的协同制裁也有所增加，英国的新BNO政策对香港资金、人才和社会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本土派出走带来了“港独国际路线”的长期威胁和隐患。这些内外挑战都需要中央和特区政府全面准确理解和运用“一国两制”，坚定推进“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与社会实现，牢牢抓住幷促进香港国际地位和角色的固有优势和发展优势，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关系，如此才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三、“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规范解释与香港制度的综合转型
2022年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京接受任命的香港新特首李家超先生，肯定了新特首的政治品格与新选制的均衡民主品质，同时郑重确认：“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这一最新的立场陈述与邓小平所讲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的承诺具有高度一致性和政策延续性。
但是，“一国两制”是新事物，“五十年不变”是规范承诺及制度实验周期，只有在这一周期里完成“一国两制”的制度效能验证和制度体系建构，逻辑上才能推导出作为更远期目标的“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从“不变”到“不用变”，是“一国两制”从规范承诺走向持久性存续的历史实践过程。而上半场的正反经验及中央审时度势的垂直立法与保障，恰恰就是负责任地引导香港“一国两制”的安全有序的发展。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政治再承诺具有非常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政治智慧。“五十年不变”是“一国两制”的政治承诺，也是以通常的人类政治经验给出的制度实验周期。“一国两制”是新事物，以这种模式沟通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种具有深层政治智慧、想像力甚至浪漫气质的政治决断。但“一国两制”到底行不行，具体经验得失如何，又必须诉诸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估和制度检讨，以动态平衡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引导“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习主席讲话中的“从没有动摇”是对“一国两制”初心及其实践连续性的肯定，而“更不会改变”则是面向未来的政治再承诺，由此对“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作出了融贯历史与未来的政治判定。
这一政治再承诺也有效回击了香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对“一国两制”的唱衰和污名化，进一步澄清和证明了中央在香港政策上的基本立场和方针。香港近些年的制度变化及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制裁，对香港和内地共同坚持“一国两制”都造成一定的观念和政策信心的冲击甚至动摇，民间甚至出现了对“一国两制”前途的严重误解或信心不足，习主席的讲话属于一锤定音，可以统一民众认识，维护“一国两制”的民意基础和坚定的方向感。
“一国两制”上半场的实践基本面是成功的，香港繁荣稳定、法治体系、国际地位以及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杠杆与平台性贡献是有客观事实和依据的。但“一国两制”内在的制度漏洞和面临的内外挑战也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严重威胁性的。中央负责任地进行制度与政策的检讨和更新，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全面准确落实“爱国者治港”，保障和支持香港选举产生爱国者管治团队，为“一国两制”下半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管治能力基础。
“一国两制”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实验，从国家范畴而言是和平统一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世界体系而言是以和平发展为核心价值探索一条以非冷战方式沟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幷在长期的共存发展过程中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合理、科学要素的吸纳转化能力。由此奠定中国既融入世界体系、又参与和推动世界体系内在结构改良与更新的负责任世界大国地位与形象。
“一国两制”的下半场，必然是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更加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生成过程，也是香港之国际角色与特区角色以融入发展方式增量建构的过程，更是以香港为平台促进国家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和更高质量创新发展的过程。这是香港制度的综合转型进程。只要改革开放不变，融入世界体系不变，和平发展道路不变，社会主义主体制度及其优越性不变，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建构不变，“一国两制”在下半场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就不会变。这是中央再次政治承诺和立场背书的深层次国家理性和发展理性。
“十四五规划”中关于香港“八大中心”的谋篇布局，印证了中央对“一国两制”与香港下半场发展的战略定力、想像力和基本信心。“八大中心”就是新香港的“天龙八部”，是民族复兴时代香港的全新角色和全球化定位，是对固有优势的坚守和对新发展优势的添加，是为了塑造香港繁荣稳定更完整的经济基础和竞争力体系。香港的制度改革需要与“八大中心”的新战略布局相适应，需要忠诚爱国，需要选贤与能，需要政府与社会和解团结，需要香港与国家融合互信，需要凝聚起对“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真正牢固与坚实的认同和信心。“一国两制”下半场的“新篇章”已纲举目张，正蓄势待发。
对香港未来而言，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压倒一切，而以创新为内涵的发展更是硬道理。唯有如此，“五十年不变”才是可行与可欲的，而“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才是可信和可期的。
四、“九二共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中国”的理论澄清
以香港经验示范台湾，幷保持台湾方案的开放性与创新性，这本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但是岛内对“一国两制”及其香港经验的意识形态抵制和“民主拒统”的泛本土主义政治共识的建构，却在两岸之间逐步形成了一堵阻挠和平统一的“高墙”。国民党的“割据主义”与民进党的“台独主义”，是在不同光谱和程度内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治拒斥和前景拒绝。经过近些年其党内思想斗争以及政治重组，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领全党在观念上回到了“九二共识”，但不等于赞同“一国两制”。由于国民党身处在野党地位，党内出现了本土化思潮和新生代力量，选举民主又在促使其追随和迁就本土化论述，本就偏于模糊和薄弱的国民党版“九二共识”到底能够结出怎样的政治果实，抑或只是作为表征自身政治传统、政治遗产与两岸间要价条件的“方便旗”，还有待观察和评估。
对“九二共识”的理解，大陆必须有主场化和逐步清晰化的政治意识和宪法理性。“九二共识”是客观存在的两岸政治共识，有史为证，有亲历者见证，不容虚无化和政治抹消。它本身幷没有创造对两岸关系的新颖认知，而是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中”的法权关系。完整的“九二共识”包含了两个前后递进的核心意涵或宪制性原则：其一，一中共识，即“两岸同属一中”，这既满足了缔结共识时两岸开展“事务性协商”的政治名分确定化需求，又留有空间和余地为统一进程做铺垫；其二，统一共识，即“两岸共谋统一”，这是两岸无法回避的和平统一进程的客观要求，必须在前述共识因素的基础上同心同德向著和平统一谋求进展和实现。2019年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对“九二共识”之“共谋统一”因素的激活和具体化，以有原则的开放框架发出民主协商的积极倡议，呼吁台湾各阶层、团体与人士参与到“共谋统一”的共同事业之中。“九二共识”当然不直接等同于“一国两制”，但却是“一国两制”方案展开的政治基础和逻辑前提，切断二者之有机联系和实践进程的进阶关系，恰恰暴露了台湾当局的台独本质和反统一的对抗立场。
事实上，台独与港独不仅互动密切，其背后还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分离主义的政治冲动。港独甚至受到台独从思潮到行动的直接影响和指导。在香港本土主义话语建构、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的运动文宣中，我们很容易解读出港独的台独支援背景和脉络。我们很容易理解香港本土派和台湾本土派的勾结互动之动机和意图，他们将对抗中国大陆及其政治体制的本土分离行动理解为对自身“想像共同体”之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以及对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归属过程。关于民族主义的想像共同体理论，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学术立命之本。在《想像的共同体》一书中，他以美洲的“移民民族主义”或“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原型，作为民族共同体想像和行动的历史参照系，以此为基础，他广泛考察和讨论了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及其对应制衡性的“官方民族主义”，幷进一步讨论了20世纪的反殖民民族主义以及电子媒体时代的“远程民族主义”。安德森的理论内核在于：民族是想像的、有限的、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这几乎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神圣纲领”了。只要敢于“想像”和行动，一切自诩的“民族”都有资格以自决方式分离独立幷获得主权。“台独公投”由此可以获得解释与合理化。当然，这未必是安德森教授的理论原意，但其理论逻辑确实包含了支持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的空间与可能性。该书中文版的译者是台湾学者吴叡人先生，他本身也在理论上非常“入戏”，不仅在台湾问题论述上传播安德森理论，而且为2014年作为占中运动背景理论的“香港民族论”撰稿鼓吹。而安德森教授亦曾于2000-2001年间在台湾发表关于东西方民族主义的学术演讲，对台湾民族主义及其独立运动进行历史类型的归类，将其误置为一种类似美国独立的“移民民族主义”。安德森教授对其理论模型非常自信，认为东西方民族主义之间不存在本质性差异，其理论模型具有普遍解释力。他在台湾客场的演讲带有展示自身理论解释力和赢得场面积极互动的双重因素，但其理论判断和运用却具有误导性。这一理论的误用是对“两岸同属一中”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认同的侵蚀和消解 。当然，我的理解是，安德森幷非出于政治的考量而判定台湾问题的性质和走向，而是其理论本身存在盲点和缺陷，特别是过于依赖民族形成的美洲经验以及人类学的琐碎比较，而缺乏一种宏观的、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民族史考察与比较，同时对台湾问题所涉及的中华民族的完整历史及西方帝国霸权的压制结构缺乏理论检讨和审慎辨思。
安德森教授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在2004年的一篇名为《台湾之僵局》的文章中批评了其兄长对台湾问题之民族主义理论分析的错谬，提出了台湾问题的殖民主义与霸权建构的批判性背景和制度脉络，幷在文章结尾处从大历史的层面对两岸重新统一给出可能空间。实际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在创造两岸重新统一的历史与制度空间。更进一步，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同样批评了安德森想像共同体理论的经验缺失和视野盲点，提出中国的“民族”概念及其建构早于西方所谓的“移民民族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共同体是坚实的，只是缺乏与西方相比的制度化的民族国家体系。我比较倾向认同杜赞奇教授的观点。中国的近代史之“救亡图存”的政治主题，幷非“想像”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的和实在的——而是以西方式民族国家范式建立一个主权秩序严谨的民族国家体系，以对抗西方强权、实现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安德森教授误解和混淆使用了“语言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实际上前者是一种人类学的存在，而后者是一种政治学与宪法学的存在。台湾族群属于中华民族一分子，在“语言民族主义”意义上无需“想像”，而是一种历史的“实在”。至于两岸统一，其意义幷非在于重造一个“中华民族”，而是在已有的“中华民族”基础上构造“两岸同属一中”的整体政治存在的具体类型和方式，具有“官方民族主义”的部分内涵，幷指向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主旨和未完成的制度课题。至于以“移民民族主义”比附台湾，则完全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和历史延续性，是一种缺乏逻辑严谨性和语境错位的概念移用。佩里·安德森和杜赞奇教授的学术理论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当然，佩里·安德森在文中也提到了台独运动以“民主”为规范理由进行内部本土主义整合与外部世界体系关联的强劲政治进程，幷对这一身份政治与分离政治的策略有效性以及两岸实质性统一的认同基础提出了关切和分析，颇具启发性。这些实际上就是民进党正在操作的“台独”戏法，其分裂两岸的共同民族基础和政治认同的危害性不容低估。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民族”是历史和实在的，其根基和脉络是清晰和有序的，中国作为“不中断文明”的民族基础正在于此；需要“想像”和建构的不是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本身，而是一种现代的民族国家法权与体系。“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既指涉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本身，也指涉作为政治共同体之民族基础的中华民族。由此展开，“九二共识”实际表达的是：其一，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主权，即主权具有唯一性和恒定性，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对此已有国际法上的明确承认；其二，两岸中国人同属于中华民族。所谓“一中各表”，只是在两岸之间限定范围内的默契和便利处理，而不及于国际法空间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因此，两岸同属于实在而连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明确与坚实的客观基础，不存在“想像”的空间和分离的余地。那么，两岸之间可以“想像”什么呢？这正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意图和使命所在：在“一个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下，由两岸中国人就台湾和平统一及其治理秩序安排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和制度化。如果将中华民族“想像”为虚无，炮制错误的、去中国化的台湾民族论及其分离主义政治路线，背离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政治国家的坚实基础，那就属于中华民族的公敌，是一种必须加以批判和斗争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分离主义。民族有坚实的历史和制度基础，当然也有“想像”和建构的成分，如果脱离历史基础而任意、过度地以“分离目的”进行扭曲想像，就不是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和正当化，而是一种分离和叛乱的违宪行为，需要加以严厉惩治。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为此而备，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也有专门的涉及台独的惩治条款。中国旗帜鲜明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文化斗争以及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种“想像”行为，恰恰是对“想像”式分离主义的拒斥，以及对中华民族历史与秩序实在性和统一性的维护。从中国长期历史来看，追求统一是民族心智、民族意义和民族成就的主流和来源。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考中，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然也就不能“想像”。英国人倒是很有“想像力”，包括三个条约有效论、主权换治权、“三角凳方案”甚至试图推动香港以“新加坡模式”实现独立，但是都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否定。中华民族与国家主权的唯一性对港澳谈判适用，对台湾方案也适用。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九二共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确认，从而提供了经由和平发展、两岸融合及民主协商而达成最终和平统一的基础与前提。国民党模糊和抽像地回到了这一前提，但向前迈步积极回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意愿幷不强烈，且受到自身内部思想分化、岛内泛本土化意识形态、选举民主压力及美国霸权压力的多重约束。民进党则意识到“九二共识”向前发展演变的和平统一前景及其政治结果，从而坚决拒斥这一共识，幷采取一系列政治、法律和对外勾结的手段阻止从“九二共识”出发的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实质性启动与落实。民进党的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以及倚美谋独的“一边倒”路线，造成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严重威胁。因此，中央提出党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除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之外，还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反台独、反干预斗争及主动创造两岸统一的时与势。
从理论源头上澄清“一个中国”的民族基础与政治基础的坚实性，排除掉有关分离主义理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一个中国认同基础的可能消解与侵蚀，是我们坚持“九二共识”、推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幷最终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必须要完成的基础性思想论证与共识建构。
五、香港经验的继续发展与台湾方案的理性展开
在2022年的特定时间点上，香港“一国两制”正在经历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转型发展，其目标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此背景下，新特首与新一届政府要勇于承担香港安全治理责任，完成本地23条立法，建立健全香港反干预、反制裁的法律体系，坚定走“爱国者治港”与融合发展的光明道路，与一切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回顾近十年来的香港变乱，尤其是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修例风波之乱，我们深切理解到“一国两制”范畴的中央全面管治权之根本重要性，理解到国家安全与选举安全的根本重要性，理解到融合发展与人心回归的根本重要性，理解到爱国与民主兼容发展的根本重要性。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从依法治港大局出发，相继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全面准确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与香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势力展开坚决的政治博弈和法律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治港制度成果，也为“一国两制”下半场的顺利启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管治能力基础。
“一国两制”下半场的香港，有中央的全力支持及国家战略的加持，有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新选举法更为完备的制度性保护，有“全面管治权”和“爱国者治港”形成的强大法理优势和管治优势，有新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忠诚有为的选委会、立法会和特首团队，有更加平衡化的香港司法体系与法治，其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香港经验对台湾方案的启发和影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既是统一方案，也是治理方案，参照香港经验幷结合台湾实际加以完整与系统的研究、协商、设计与制度准备，是两岸统一进程不可回避的基础性环节：
其一，确立“一国两制”的清晰主权基础和国家前提。“一国两制”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而是单一制主权秩序下的特殊宪制安排，其主权基础在于同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同一个政治国家框架。在港澳问题上是主权问题不可谈，在台湾问题上则要坚持“一个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前提和基础。由此，离开“九二共识”就不可能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而有了“九二共识”，还必须从严谨的主权秩序出发设定国家的管治权与地方自治权的互动结构。明晰了“一国”所在，“两制”便有了相对清晰的坐标与方位。
其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固化“一国两制”政策方针。“一国两制”的初始形态是国家战略和国家政策，谈判过程形成的也是政策要点与方案，这些确定的内容需要转化为具体法律形式。法治转化既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性法治转型要求，也是对港澳台社会已有法治传统和法治习惯的高度尊重。八二宪法第31条为“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是先行先试的例证。台湾方案覆盖方方面面，但其基本要素应当制定成一部基本法，与宪法共同构成台湾特区的宪制秩序。“一国两制”的战略与政策框架具体转化为宪法和基本法的法律框架，是“一国两制”制度成熟的关键特征。
其三，国家安全与管治权安全是台湾方案的制度保护重点。台湾回归后，必然面临更为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内外环境，台独本土派和外部干预势力必然会加以挑衅和破坏。参照香港经验，一部预先配置的台湾安全法不可或缺。如果放任地方立法，就会重蹈香港“23条立法”的覆辙，为后续地方动乱留下隐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还包括军事组织权、外交权等固有的国家事权。在涉及台湾地方选举制度和选举民主的部分，需要结合香港经验确立“爱国者治理”的根本原则及其相应的均衡参与的民主选举制度，对台湾地区原有公职人员则需要根据其政治立场和台独言行加以甄别，或惩治，或留用。教育领域的国家主导权和监督权也是关键，要吸取香港国民教育失败的惨痛教训，确立涉台国民教育体系和监督机制。
其四，以发展理性和全球化开放思维重构台湾地区国际地位和国际参与空间。“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在于国家对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权与地方对国家的持续贡献的理性结合。改革开放四十年，“一国两制”下的港澳特殊自治地位保障了地方繁荣稳定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及双赢效果。台湾在“一国两制”中的国际地位、角色及其对国家现代化的意义更加凸显，对于高端产业链（如芯片）、海上丝绸之路、区域金融中心、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国际传播以及海峡两岸大经济圈发展都有著显著的战略价值。台湾方案的设计应当反映和支撑这些基本价值元素的保有和发展。“去中国化”的台独路线带来的是民族分裂的悲剧和发展停滞的后果，而两岸和平统一带来的融合发展与再全球化的红利空间及国际参与的广阔天地，是台湾民众真正的根本福祉和长远利益所在。
六、结语
总之，“一国两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发展的特殊宪制安排，是将和平与发展的核心价值融入特区制度的创意性制度设计。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安全是底线，发展是要务；不存在为了安全牺牲发展的制度僵化主义，也不存在为了发展牺牲安全的制度机会主义。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香港如果不能实现稳定秩序和法治权威性，就不可能吸引全球投资者和优秀人才，也就难以承担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职能，更不可能建成“十四五规划”的八大中心了。更安全的香港，才可能是更有发展基础与活力的香港。新选制的改革与新特首的选举，就是为了奠定香港发展的优良制度基础和管治基础，从而具有显著的民主正当性。我们相信新的特首及其团队一定能够在新选制与“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指导下服务好香港和国家，建立健全香港安全治理体系，保障和引导香港与内地、世界更密切互联互通，为香港繁荣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新选制与新特首将“爱国者治港”落到实处，幷聚焦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问题和发展问题，一个“贤能爱国者”的良政善治时代正在到来，香港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而以港鉴台，香港“一国两制”的完整理解和丰富发展，对于我们思考和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显然有著直接的影响和启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制度创造和共享知识，台湾方案应当也必然会从中受益，幷依据自身实际和国家利益、世界体系的新均衡而产生出最终的系统方案。台湾如何统一，统一之后如何治理，治理之后如何实现内部整合与外部联通，如何在中国大陆和世界体系之间经由台湾而搭建一条和平发展的去冷战化的新桥梁，这正是“一国两制”的新使命和新征程，也是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敏感、关键而富有创造性的新篇章。
（文章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本文获中评社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