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背后的顶层设计之问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各地在防疫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就不断被聚焦，具体到抗疫手法上，则是一刀切、层层加码。虽然官方也三令五声要坚决杜绝此类行为，但在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的今天，各地仍在重复犯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必须承认的是，要想彻底根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基本不可能。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历史悠久，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且作为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官僚体制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并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思想活动。这样的官僚体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日益膨胀的官僚制不可避免会暴露出消极的一面，衍生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积弊与问题。
在百年不遇的疫情这样的外部变量之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得以最大限度暴露出来。早在2020年2月，中组部部长陈希在一场围绕疫情防控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即表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大敌，要坚决防止高高在上，浮在表面，空喊口号。面对这样的大敌，除了批评，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亦在间接加剧本就积重难返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首先是问责。今年3月，《香港01》在《中共正在遭遇抗疫中期关键考验》一文中指出，严厉问责制的初衷是为了打消官员的消极懈怠、不作为，为了保证民众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而积极作为，并在不同阶段因应局势进行更精准的防疫，可在过去两年多的抗疫实践之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不少地方官员看来，顶格应对疫情至少不会因“防疫不力”而被问责，而精准防疫需要时间，更考验治理现代化，多数地方官员已经无暇他顾，先用顶格防疫手段证明自己在做事情，故而每每有本土确诊病例，第一反应便是全城静默乃至封区封城，由此付出的巨大经济成本则由全体民众承担。
6月5日，国家卫健委针对全国高校学生离校返乡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出“九不准”，该要求发出前不久，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纷纷发生聚集性抗议一刀切防疫政策的事件，有高校学子亦喊出了“打倒官僚主义”的口号；6月11日，国务院首次明确过度防疫也要严肃问责，并直接点名存在过度防疫问题的河北、安徽、陕西三地，相当于对此前问责制的一次纠偏。
这样的纠偏是及时的，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也是值得肯定的，但相较于防疫不力被问责的力度而言，“过度防疫也要严肃问责”并未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和普遍共识。比如安徽宿州市在上一轮疫情中，提出“三日内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并亮明“三轮排查后仍未清零的村（社区），将对包保干部和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严肃问责。”这样的“三日清零”要求以及问责制，不仅违背了防疫是个科学问题的本质，也无疑是在变相“鼓励”过度防疫和层层加码。再如广州某小区逾百户人离家集中隔离期间，寓所大门被强行破门，入内消毒和清洁，只因社区物业人员收到了有人躲在家中的消息，此种行为明显是过度防疫且侵犯个人私权，至今未有见到相关警示和问责，须知类似破门和入户消杀的情况，在上海疫情期间已经出现过。
其次是算大账。疫情防控过程中，官方常常提到要算大账、算总体账、算长远账，治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必然要从长远计，疫情防控牵一发动全身，必然要算总体账，但在算大账、算总体账的同时，也要防止其对于具体账、短期账的消解，以及部分地方官员将此作为借口来逃避自身有效治理的责任，并合理化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做派。
在上海疫情最为严峻的4月，《香港01》在《上海疫情｜“算大账”正在消解具体问题》一文中曾写道，“对决策层来说，算大账、算总体账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与官方‘算大账’以及制度之争、文明之争等抽象表达相对应的，则是民间舆论场更为具体且琐碎的需求与问题。比如正处在封控中的上海，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基本的物资保障和供应，是看病的需求能被及时满足，是能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目前，抽象的制度之争、文明之争，以及统一性的‘算大账’、‘算总体账’，却在消解乃至盖过这些具体问题。”
虽然目前上海疫情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全市也已解封，但放眼中国，各地民众的小账和具体账的紧迫性、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封控中的上海。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业的压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破产的压力，房地产的压力、规模性返贫的压力等，都在集中涌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9.3%，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意味着每五个青年中可能有一个失业。此外，中国多个城市集中涌现“停贷潮”，伴随着第二季度经济数据的出炉，切实加剧着人们的悲观预期。6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考察时提到，“（要）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可见整体形势之严峻。
普罗大众痛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民间舆论场不少对防疫的不满并非因为政策本身，指向的是防疫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一刀切、层层加码。官方显然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在反复强调要坚决予以克服、杜绝。但正如前文所言，要想彻底根除是不可能的，短期内也是不现实的。基于此，如何在政策导向上避免变相的加剧，就显得尤为重要。须知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这场硬仗，既是中国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考题，也是防疫能否最终经得起检验、能否得人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