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后疫情时代” “战疫”创伤五方面难治愈
进入七月，内地各地疫情明显缓和，这一波疫情的指标性城市上海也初步走出围城状态。病毒残余当然留存，但从国务院最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公布情况看，防控措施有明显调整。是否以此为一个时间性节点，进入“后疫情时代”，是一个问题。
但，相信白衣人、核酸检测、健康码，将成为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在这段从抗疫到正常社会回归的阶段，我们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治愈这一段创伤。这段时代的痕迹，终会被时间冲淡，但藏在集体潜意识里的东西，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深刻的改变，虽然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后疫情时代终将过去，但之后的一切都将变得大不同。
德国知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 迈向新的现代性》描绘社会如同“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现代的社会已经不像过去工业社会的单纯。更重要的是，贝克真实的描绘现今“风险社会”的面向。事实上，“后”这个词缀意味着一种难以名状、茫然无措与逡巡不前。
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后疫情时代”有几个方面在短期内都很难治愈，从经济层面到社会层面。
首先，疫情完全打乱了生产、生活，企业家的预期被紊乱。若疫情总是反复，时常发生静态管控，企业的生产连续性被打断，订单没法按时交付，上游原材料无法按时到库，那么理性的企业家就会压缩生产，甚至是关门歇业减少成本和运营风险。至于何时重开，并非看疫情何时结束，而是看当前的防疫政策何时真正的转变。而这是造成“预期转差”很根本的原因所在。
其次，外资流入的减缓和外资企业的撤离。虽然目前统计数据显示外资流入依然稳定，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如果海内外防疫政策不能接轨，中国一直被“隔离”在外，外资企业家不能来内地实地考察调研，就不可能真正的大规模在内地投资。另外，已经在内地落地的企业，包括经营了十几年的外资企业，如果海内外没有办法顺畅通航，外资高管不能定期来华视察与交流，会干扰日常的经营管理，因此也会考虑转移海外。事实上，或多或少，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
中国商务部日前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人民币5,642亿元，年增17.3%，约合877.7亿美元，年比增长22.6%。尽管外商投资金额年增率仍达两位数，但增速却明显呈现逐月下滑走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按人民币计，年增20.5%（按美元计年增26.1%）；1至3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按人民币计，年增25.6%（按美元计年增31.7%）。今年前两个月，大陆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按人民币计，年增率更达37.9%（按美元计年增45.2%）。当然，都需要进一步观察，不可简单粗暴的就下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基础面并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重创，民营企业深陷债务危机。如今回头看，需要了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2020—2021上半年，也就是疫情第一阶段的时候，当时防控“下重手”，防控成绩可圈可点，中国率先恢复生产，其它国家因防疫供应链受到冲击，只能从中国大幅进口。加上全球央行印钱刺激的需求，导致中国的净出口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确实，在当时外循环力度十足。这让政策层产生了可以摆脱房地产依赖的错觉，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严厉整顿房地产，最终在三条红线加一系列整顿措施下，几乎所有的民营房企受影响，不少大牌房企都陷入债务危机。由此触发的失业和财政问题还在发酵中。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前所未有的低迷，也由于这个产业牵涉上下游产业链复杂，失业率也随之大增，财政再融资出现断层，导致风险也开始向金融领域传染，这一波所造成的冲击还在发酵。
第四，社会大众对治理体系的信任裂缝。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央对防控原则有明确的指示，即把对社会民生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在对基层执行部门的考核中，还是以感染人数为主要指标，导致基层防控人员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为了防控而冲击民生的次生灾害，有些甚至发生重大事故，社会上怨声载道。如果说疫情爆发初期，对于武汉疫情的管控，还能多几分理解和体谅，到了上海疫情，还在犯一些基本性错误，这些问题通过网络和自媒体在社会上引发舆情，导致社会大众对当前的治理体系产生不信任。这种信任裂缝在各种事件不断发生的累积下变的越来越大，要进行缝合也需要一段时间。
此外，防疫应急行为对法治体系的伤害。由于疫情防控是一种应急状态，很多行动为了保持机动灵活性以应对突发状况，无法完全控制在法律的框架内，造成了对法律程序和体系的破坏。这种行为多了，就会伤害到法治体系的根基，让人们对法律的持续性、严肃性、公正性产生怀疑。郑州红码事件的全国发酵，然而处理结果并不能给社会一个回答，如此影响都是深远的。为什么有部门有人可以“依法乱政”？这对中国法治社会是极大伤害。在后疫情时代，如何修复法治法律体系的伤痕，也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课题。
当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数字体系展现出了强大的能量。疫情后，个人数据如何处理，产权边界如何界定，如何防止被滥用等等，也都将成为后疫情时代需解决的问题。
“后疫情时代”，2020年年底问过，2021年谈过，如今2022年过半。“后疫情时代”究竟如何？生活是具体的，是日常的工作学习、吃穿住行、柴米油盐，教育医疗养老……若越来越多的个体面对现实的民生问题，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再宏大的话语建构，都会被解构、被虚无化。毕竟，百姓并非仅仅靠话语活着。后疫情时代，若社会处处充满伤痕，但官方的话语体系依旧在大叙事里铿锵嘹亮的循环，社会大众得不到慰藉，这样的反差带来的后果可能恰好相悖。
当然，凡此种种问题，疫情也并非根本原因，疫情只是加速了问题和矛盾的暴露。甚至，换一个角度来说，可能也并非全是坏事。一个发展中的社会，要想获得真正的进步，绝不可能仅是坦途。这些都必须要面对和克服的，这本身也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和磨练。
三年抗疫，我们可能需要用比想象的更长时间才能走出这场“战疫”，需要更长的时间走出这场“战疫”带来的创伤。后疫情时代的复杂之处在于，疫情处于即将结束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结束的状态，本质上并非科学意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结束，而是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