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到常态化疫控：抗“疫”战争法治大考　中国如何化危为机

新冠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回看这场人类共同遭遇的危机，可以从多方面总结反思。中国作为疫情最早爆发的国家，早期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成果，迄今为止死亡人数维持低位，但随著病毒不断变异，中国要巩固早期的防疫成果正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其中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防疫过程中守住法治的底线，不断建立健全法律体系，真正做到依法治国。

纵观过去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对法治的追问贯穿始终。

第一阶段是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当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建言中国应该出台“紧急状态法”，建立“吹哨人制度”，避免法律违宪，以及再发生“李文亮事件”。

华东师范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2020年3月2日接受《财经》采访时呼吁，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化解公共卫生危机，防疫控疾应坚持法治，而抗疫中坚持法治中国的底线是保障和尊重基本人权。他建议所有参与抗疫的公职人员学习《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避免“搞出些过头乃至极端的做法”，妨害抗疫效果，浪费抗疫资源。他认为，武汉疫情既考验中国法治，也能让法治成长。

两年过去，因为防疫不力而被问责下马的官员很多，却鲜有人因为乱执法、过度防疫被问责，防疫带来的法律风险一定程度上被忽略。

第二阶段是上海爆发疫情，此阶段人们对于如何守住法治底线的追问更为迫切。上海疫情短片《四月之声》记录上海封城以来各种为人熟知乱象，正说明个别强硬防控举措可能已经触碰童之伟说的“法治的底线”。

2022年3月，童之伟发表名为《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文章表示，“已披露的上海官方人员与相关居民的对话视频、音频显示，上海新冠病毒防疫采取的两项措施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在市民中反应也很强烈，很可能造成某种法治灾难”。

他呼吁，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方舱隔离的任何做法都是非法的，应立即停止；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井进入市民住宅“消杀”；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根据宪法采取相应措施。

他在文章结尾说：“防疫要与保障市民权利、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制。新中国以来，上海从来就是以开明、法治、繁荣著称于全国乃至世界，倡导多年的上海‘十六字精神’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骄傲。上海如何在科学防疫、民主防疫方面向全国做出表率，是上海各级领导和市民的责任和使命。”

文章最后在注释中介绍对文章内容提供帮助的教授。童之伟提到，文章收集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北京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共20多位教授的意见；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教授桑玉成也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现年68岁的作者童之伟为上海居民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带教导师等职。这些反映文章不是童之伟的一家之言，而是内地学界对要守住法治底线的大声疾呼。

第三阶段则是当下的中国常态化疫情防控，此一阶段依托于预防和发现层面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以及治疗层面的永久性方舱等硬件设施的准备，但常态化疫情防控，亦有法律的隐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6月5日就如何应对处置遂成为政府在推行全局核酸检测时的法律问题发文评论，文章在6日即登上微博单日热搜榜第1名。她认为有地方政府严苛防疫，乱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没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非法擅自决定对不测核酸的市民予以行政拘留和罚款等处罚，常态化核酸的法律问题和过度僵化政策，最终造成不可控的负面效果。

赵宏批评，如果说拘留罚款是限制不测核酸的市民的人身自由、剥夺其财产权利，而纳入失信惩戒名单甚至是在传媒上公开曝光就已经属于对个人声誉的严重毁损。如此严苛的惩戒既在个人未履行配合检验义务的行为上不当联结了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置，也贬损了个人的人格尊严。

她提到，常态化核酸检测带来的法律风险也不少，首先是政府为此耗费的巨额经济和人力成本，可各级政府如何支付这笔开支却鲜有明确说明；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利益驱使所导致的核酸检测造假事件频发，也跟信息不透明、监管不力有关；常态化核酸对个人是沉重负累、对政府而言执法成本高昂。他认为，科学确定检测频次和筛查范围，而不致使核酸检测经由常态化而滑向资源浪费、收效甚微的过度化。

她认为，各地政府需根据当地的疫情趋势权衡频次和筛查范围，不能为规避防疫责任、谋求短平快的效果就无限度、高频次地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尤其是不能将核酸检测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与法律责任互相捆绑。任何公共政策的确定和选择背后都关涉个人权利和社会成本，这也要求政府在决策时应谨守科学、理性和审慎的态度，由此才不至于使某些僵化过度的政策选择最终造成不可控的负面效果。

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是对中国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依法治国的一次大考。自十八大开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治国理政的总纲，当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条件。

依法治国可以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三个维度理解。十九大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其中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战略布局，还是疫情防控，总结与反思法治都重要且迫切。如若各方能以疫情为鉴，不断查漏补缺，亦不失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难得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