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为“买不到快检”meme道歉　台湾正走向“民主恶托邦”？

知名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为了宣传热播韩剧《还有明天》，截取该剧画面，搭配此前台湾排队抢购快检（台称“快筛”）测试盒的话题，在脸书（Facebook）粉丝专页贴出讽刺meme，却引来大量网友不满出征，指其“造谣”。经过连日发酵，该专页先是删除贴文，Netflix则于5月23日上午做出说明，表示“未周全顾虑防疫资讯的严谨性及严肃性”，承诺会“深自检讨”。

引发争议的meme内容，系以《还有明天》剧中人物分别被注明“快筛试剂”、“早上7点开始排队的人”与“永远买不到快筛的我”，小编还下了“风吹日筛（晒）还是买不到”的注解，讽刺意味十足。不过台湾网友和亲绿侧翼粉专对此发起驳斥，留言包括“小编你哪里买不到快筛，需要赞助你吗”、“我来朝圣的…到底谁在多重宇宙”、“嫌自己订户太多是不是？”要求其公开道歉。曾获得台湾金钟奖的导演杨雅喆，更是脸书发文怒批Netflix“公然造谣”，表示“我退订了。Bye。”此文一出令许多网友表示跟进退订。

此事件在疫情大爆发下的台湾延烧将近三天时间，体现了台湾舆论对于政府防疫政策看法的两极。其中也有网友表示不认同“出征”和“退订”的做法，认为Netflix小编“没有说错”、“明明讲的是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还会被小粉绿挞伐，只能说玻璃心”，以及“公道自在人心”等等。

排队抢购快检试盒的“罗生门”

台湾究竟买不买得到快检盒，似乎在此事件下成了一桩“罗生门”。然而，《香港01》记者在5月6日即做过实地报道，北部民众为了公费实名制快检大排长龙，由于数量稀缺，不少港人还邮递“跨海救急”。

不过台湾连锁超商体系于5月9日上架贩售自费快检，一剂价格为新台币180元，比公费快检高出80元，且一人限购一剂（公费则是一组五剂），排队购买人潮远不如药局公费快检来得多。当时即有律师发文质疑，超商通路快检明明还有很多，不懂大家为何仍要挤药局买，证明大家只是“想买便宜的快检”，而不是“需要快检”。

该律师的文章当时即已令台湾互联网舆论陷入分裂，一派人认为快检数量很充足；另一派人则认为政府政策失当，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得起价格较高的自费快检，而便宜的公费快检却又苦买不到。台北松山慈惠堂曾在5月14日至15日连两天发送免费快检，排队人龙迅速秒杀，却被一些亲绿粉专讥讽为“快检乞丐”，引起不小的争议。

此外，台媒联合新闻网小编为了搭上Netflix的meme事件流量，也在脸书开酸“我家这边快筛很多，可以帮你买”，却引来自家记者不满，在底下留言“好啊请小编帮我去排实名制快筛，感谢，大家一起来请小编排队吧。”

以上案例都能说明台湾社会对于一项政策或事件的感受温定明显不同，认知对立宛如处于平行宇宙。例如年初台湾发生“鸡蛋荒”时亦然，一半民众认为明明买得到，另一半民众却直言无论如何就是买不到，从而认定彼此是在“造谣”。

据《香港01》记者再次向新北市药师探询，他表示现在排队公费快检的人潮确实远不如前，研判是第一轮实名制需要的民众都已购买过了，等到第二轮开卖时，恐怕又会大排长龙。

愤怒出征求道歉　莫忘周子瑜事件

Netflix的meme事件进一步勾起了对于台湾民主政治实践的讨论，其一是如何认定“假讯息”或“造谣”，难道唯有政府澄清的说法才是“事实”，而不符合官方论调的都是“假消息”或“认知作战”？其二则是对立撕裂的舆论何以至此，是民主深化的结果抑或是对民主的伤害？而两者之间又具有关连性。

事实上，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回应民意质疑时，往往直接以“假讯息”或“认知作战”作为“定论”。例如去（2021）年5月13日全台大停电，台行政院第一时间并非承认电力不足，而是要民众勿相信和传递坊间未经证实的“假消息”；又如民进党立委高嘉瑜称德国有一剂新台币30元的快检，也被防疫指挥中心认定为“假讯息”；还有日前美国国会议员在台总统府要求台湾购买波音787客机，但相关说法在现场通译和新闻稿被“消声”（官方说法是“润饰”），经媒体揭露之后，台国安局长陈明通却说他怀疑这是一场“认知作战”。

在官方“引领示范”之下，在台湾互联网舆论场也形成了“上行下效”的效应。台湾网友率众“出征”的场面时有所闻，包括2020年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对台湾捐赠口罩新闻留言“Errr…”、篮球明星林书豪发表身为亚裔在美国受到的歧视、世卫（WHO）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点名台湾对他“人身攻击”等等。对内案例更是不胜枚举，最近的例子即台湾艺人徐小可以“练肖话”（闽南语，胡说八道之意）批评官方停课政策紊乱也遭出征，最后删文并开直播流泪道歉。

台湾对一事件应仍记忆犹新，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台湾赴韩发展的艺人周子瑜因在节目上挥舞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遭到大陆网友抵制，后来录制影片公开道歉，引起台湾民众群情激愤，甚至被认为是左右大选结果的关键之一。但在此之后，台湾舆论场对意见和立场不同者的声讨却越演越烈，复制了自己最厌恶的行为。

舆论对立　走向“民主恶托邦”？

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廖元豪曾分享美国1964年轰动一时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判决，涉及了“有错误事实的政治言论是否受保障”的议题。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最有名的论述，就是一方面说公共事务必然包含对政府和公务员尖锐、极严厉、极不舒服的批评；但同时也说，错误是难免的。言论自由要有喘息的空间，就必须“容错”。

从Netflix的meme事件删文道歉结果来看，台湾的言论自由何以快速失去“容错”的空间，走向“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氛围？其中一个答案可能需要在讯息化时代特征去寻找。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在2017年出版的《标签：社交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一书中提醒，“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人们不会生活在回音室或讯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中”，并说：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中的成员不能欣赏自己同胞的观点，如果他们信奉“虚假新闻”，或者在某些“斗争”中视对方为敌人或对手，那么这样的民主实践就不会尽如人意。

桑斯坦提出了“民主恶托邦”（democratic dystopia）的概念，强调此种“恶托邦”的新形式，表现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回音室，即个性化的力量或封闭的共同体。它削弱个人自由，且危及自治本身。

显然这个“恶托邦”不只在桑斯坦所处的美国社会发生，台湾可能也走在相当前面。就西方国家的经验而言，新冠病毒令许多隐藏在民主体制的深层问题被暴露了出来，台湾也正在面临如此考验，会否走向“民主恶托邦”，或许是执政党不断宣扬“台湾会再成为世界防疫典范”时需要警惕的一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