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百年变局遇上大流行　胡锡进、吴晓波何以搅动舆论场？

5月5日至6日，《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和中国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的两篇文章，引发舆论共振，阅读量很快达到逾10万。截止发稿前，前者显示“被发布者删除”，后者则“因违规无法查看”。

虽然已从《环球时报》退休，但胡锡进依然活跃于公共舆论场，尤其热衷于就热点和敏感问题发声。5日的文章针对北京防疫展开，标题为《北京，背水一战》，在该文中，胡锡进坦言：“自私地讲，老胡有旱涝保收的退休金，清零对我最好。来一波疫情就别管花多大成本清零一次，我在家猫一阵，然后去安全的‘社会面’嗨皮一阵，有啥不好的？然而社会不能围着老胡这种退休者的利益转，我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愁工作，愁收入。抗疫的目标其实是两个：保生命安全，保经济少受损失。一旦抗疫付出的经济成本比疫情传播对经济造成的打击还要大，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紧接着，胡锡进以一贯的口吻对北京防疫抗疫提出寄望——“我强烈希望北京市能够在控制抗疫成本方面形成一个突破。清零很重要，但只有成本可控的清零才更有意义，才能鼓舞全国，起到示范作用……北京的抗疫属于‘背水一战’。上海失陷了，北京如果也守不住不搞大范围休克疗法的底线，那么人们对抗疫的综合信心将受到沉重打击，社会心理的防线将被击穿。所以北京市肩负着十分重大的使命：或者筑牢低成本抗疫的底线，或者把实情告诉整个中国社会。前者需要智慧，后者需要勇气。它们共同维系的是实事求是这条生命线。”

胡锡进此言之所以引发舆论共振，一方面是他不避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又能站在愁工作、愁收入的群体一边发声，将大疫之下如何让“经济少受损失”放在了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在于他最后的那句“把实情告诉整个中国社会”，虽然胡锡进并未点明，但人们纷纷猜测这里的“实情”究竟为何。

不同于胡锡进的苦口婆心，吴晓波对当前中国的叩问更为直接。其文以“马某”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过往和对话展开，进而引出“我们这是怎么了”的时代叩问。虽然吴晓波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却通过“用数据说话”、“以史为鉴”让围观者很快产生共情。

在“用数据说话”方面，吴晓波列出了两张对比图，一张是“中美新增独角兽数量对比图”，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国独角兽数量分别是20家、12家和21家，连年超过美国，2018年，美国51家反超中国的42家，不过差距并不大。然而，到2019年，美国为58家，中国只有22家，2020年，美国73家，中国14家，到去年，美国132家，中国仅区区3家。一张是“中国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两年变化”，在2020年4月，苹果公司的市值是1.2381万亿美元，中国的阿里、腾讯、美团、京东和拼多多的市值之和约1.2573万亿美元，相比多了192亿美元。可是，到2022年的4月，苹果的市值增长到2.6581万亿美元，中国上述五家公司的市值之和减少到8,877亿美元。即便把其他44家中国的科技和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值全部加上，跟苹果一家相比，仍然差了1.2565万亿美元。

在“以史为鉴”方面，吴晓波提到了改革开放的两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一次发生在1970年代末，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初。它们都在经济跌入深深低谷的时候，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发动，它们的共同问题都是：‘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无比幸运的是，我们都找到了答案，并因而引发了两次激荡人心的制度变革和民间活力的宏大释放。”但到了今天，虽然也迫切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已经呈现出来：某些全民共识的丧失；思想市场的断层；“马某”们的心意阑珊。可见的后果是，创业创新的热情迅速消失，当今中国商业世界的“精气神”不见了。

不管是胡锡进的“背水一战”，还是吴晓波的悲观叩问，之所以能引发舆论共振，皆因不同程度击中了人们的痛点。不过，吴晓波其文被删之前点赞最多的一则留言——“互联网的垄断不该反么？任由资本无序扩张收割百姓么？如果吴老师真的悲天悯人，更应该替实体经济多发声，而不是为了一些收割者不能肆意收割而叹息！实体经济已经被互联网屠夫，杀得鲜血淋漓了！我们中国需要的是科技研发的突破，而不是企业市值的突破”，似乎又以某种充满张力的戏剧方式告诉人们，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不可避免呈现出两股主要力量的较量，所以注定是撕裂的，难以弥合的。

具体到中国的防疫政策，张力和撕裂感尤为突出，而这也是胡锡进和吴晓波其文能引发舆论共振的前提和诱因。政策制定的一方认定，中国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5月5日召开的最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会议再次明确了这一点，并表示“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另一方则忧心忡忡，因为经济民生正在成为越来越人不可承受之重，各地动辄全域静态管理、封区、封城的顶格防疫举措，已经或者正在造成同样不容低估的次生灾害。

面对中国今天两难的防疫困局，任何口头和言语上的争论注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注定无法达成一个各方都满意的共识，而最终问题的解决，只能依托于实践。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习惯了“日子一天天变好”的中国民众，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的双重夹击下，不得不学会面对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后的残酷现实。从这个层面来看，疫情只是将这一过程加速提前，并倒逼着所有人开始思考一个命题：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