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后：台湾特务政治崛起　反日力量全军覆没 ｜专家有话说

二二八事件，泛指1947年2月28日至5月16日间，发生于台湾的一系列骚乱与肃清。事件爆发时，台湾正值历史交替的复杂情境：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已于1945年结束，但国共内战接踵而至，时代的巨轮交替辗压，遂令中日冲突、凋敝民生、左右之争、政治权斗、混乱治安在此撕扯倾轧。民进党崛起后，二二八事件被大书特书，成了“中国霸权在台湾”的血腥“罪证”；而无助斗争国民党的事件线索，则被隐去不提。对此议题，《多维新闻》采访到二二八事件研究者张若彤，探询民进党政府讳莫如深的冲突原貌。此为系列专访第二篇（共二篇）。

多维：您前面提到，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是因日本恶意掏空、美国货大举倾销下，台币与法币币值相继失守、台湾物价飞涨，导致陈仪出台相对严厉的左派经济政策，并与既得利益集团发生冲突，由此激化了“陈仪当局”、“反陈仪阵营”的矛盾。2月27日的天马茶房缉烟事件，成为后续冲突的导火线，不知您如何理解此一事件？

张若彤：人们一般会有个迷思，就是认为二二八事件爆发于2月28日，但其实天马茶房的缉烟事件，是发生在2月27日。

之所以用2月28日命名“二二八事件”，是因民众在这日闯入专卖局的台北分局，打死2人、殴伤4人。随后又转往总局和前后任专卖局局长的私宅行凶，只因总局已有防备、前后任局长也正好不在家中，故没有得逞。简言之，2月28日是群众无差别使用暴力的开端。

而专卖局之所以成为群众泄愤对象，与陈仪严打走私有关。天马茶房本身所在区域，便是私烟销售的大本营，背后尽是跨境武装走私集团的暗度金针，彼时与台湾对接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福州与厦门，此外还有香港、冲绳、日本、朝鲜，最远也有中国东北，基本上都是二战时“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且运作时间长达20年。故陈仪此举，确实是损害了不少人的“商业利益”。

而冲突爆发之初，陈仪为防止事态扩大，曾与时任台北商会理事长的蒋渭川会面，希望能以“被捕者无保释放、不追究民间领导人”的优厚条件，劝退愤怒群众。基本上，这原本可以是二二八事件的结局，但如前所述，“反陈仪阵营”并不只有流氓派，还包括左翼色彩浓厚的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台湾分团、士绅、地方豪强、国民党内部的反陈仪派系、台湾民间的亲日勇武派、台籍日本兵等。其中部分台籍日本兵与学生是由共产党暗中领导。

各方势力皆欲借此冲突打击“陈仪政权”，有其政经利益上的脉络，但事件发展最后脱离了一开始的经济主题。各方势力彼此合纵连横、暗盘交易，最后演变为倒戈背叛、复仇暗杀。这些不明不白的事件，也成为后来二二八事件能任人解读的主要来由。

多维：您是否可以说明一下，“反陈仪阵营”与“陈仪政权”是如何借二二八事件展开斗争？“反陈仪阵营”内部又有何冲突与竞争？

张若彤：其实现在台湾主流论述对二二八的理解，往往粗暴地二分为“统治集团”打压“民间社会”，结果后者反抗失败惨遭歼灭。其中“统治集团”包括了陈仪及其治闽班底、孔宋系统、军统、半山人士（台湾宪政协进会）；“民间社会”则有国民党CC派（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地主士绅阶层（台湾政治研究会）、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各县市党部组织、各地三青团分团等。

但如果深入观察各方行为者的活动，上述模型便缺乏解释力。我个人认为，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的权斗，应该理解成“卫冕者”（陈仪政权）、“主要挑战者”（国民党CC派、士绅派、流氓派、三青团）、“次要挑战者”（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等）的三方互动，方式如下：“主要挑战者”有意抢占“卫冕者”的地盘，双方碰撞处即是对峙前线，各种暗盘与倒戈层出不穷；而为抵御“主要挑战者”的攻击，“卫冕者”会拉拢“次要挑战者”，双方既合作又竞争；“次要挑战者”也为拥有更多话语权，会牵制“主要挑战者”，但亦不会放弃对“卫冕者”的攻击，故其与“主要挑战者”的关系也是合作又竞争。

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为例，在台湾当今主流论述的二分模型下，其被认为是对抗统治集团的“民间社会”，但若在前述的三方互动模型中，其本质便是“次要挑战者”，既与陈仪接触，也与其他势力相互竞争，前面提到的台北商会理事长蒋渭川，便是代表人之一。蒋渭川虽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重要参与者，却又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代表身分，迳自与陈仪谈判，并未全然服膺处委会的谈判机制。后其也确实谈出一定成果，即以台湾“不共产化”、“不走向独立”两条件，换取陈仪答应“撤废长官公署体制”、“县市长提前民选”，让台湾有更大自治空间。

然而蒋渭川等人并非只是与陈仪合作，他们同时也与处委会一同向在台美领陈情，诉求事件本质并非叛乱而是政治改革，只是这件事被美方托管派利用，向大陆地区宣传台湾士绅联名请求国际托管、独立，事后来看，诉求事件本质的和诉求国际托管的其实是两批人，但此事的责任最终是由著名的二二八死难者林茂生扛下。我找到台大校务会议纪录，林茂生在失踪前几天还对学生喊话说“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加上林茂生的《民报》还以社论公开支持蒋渭川与陈仪的谈判成果，林本人的立场应该比较接近自治派，而不是目前大家以为的独立派，他与处委会保持距离，这也是历史事实。

多维：那么由二二八事件的结果来看，您认为“卫冕者”、“主要挑战者”、“次要挑战者”三方，谁胜谁败？此事对于台湾政治又有什么影响？

张若彤：此事最大输家，便是“次要挑战者”，几乎是被清洗殆尽。而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政治有两大影响：一是反日力量全军覆没，二是特务政治由此崛起。

首先是反日力量的覆灭。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政治精英的立场就大概有三派之分：出于理想的反日派，相对务实的妥协派，以及跟着现实走的亲日派，彼此对立相当激烈。日本投降后，三派归属各有不同，反日派大多加入了三青团，妥协派与亲日派则多数加入其余国民党组织。但殖民时代的裂痕依旧存在，故三青团与国民党其余派系高度对立，反映的便是反日派要求亲日派退出政治舞台的逻辑。事后许多三青团员也以共党嫌疑处决。

而因为当年的台湾是党国体制，不论三青团的团员或国民党党员，都算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党与团的经费都由国家直接拨预算，以执行国家的工作，故台湾主流的二分模型中，倾向将三青团理解为“民间社会”，这其实是不精准的想像。而三青团以“主要挑战者”身分参与二二八事件的权斗，成为主要挑战者中被清洗得最厉害的一群，台湾区团的领导人甚至在整编21师来台的第一时间就被捕，也种下日后解散并入国民党的远因。左翼力量经此一役严重折损，这些人也是日本时代反日的主力，这就是我所谓“反日力量覆灭”的意思。

至于特务派系政治的成形，则与二二八事件后的权力更迭有关，并非如台大历史学系教授陈翠莲所说，是因国民党的特务政治，导致了二二八事件。冲突爆发前，台湾施行长官公署体制，权力集中在陈仪团队手中，特务与派系活动受到限制；二二八事件开始后，全岛涌现大小不一的骚动，长官公署一度在混乱中失去政权，但3月9日当天，由刘雨卿领导、约7,000名兵力的整编第21师陆续自基隆港登陆，陈仪政权再度复活，反倒是已经要求军队缴械的处委会骑虎难下。

而眼见局势如此发展，“主要挑战者”面临了现实抉择，也就是是否提早投降或倒戈，以争取往后继续活动的政经空间。这便是为何21师登陆后，不少冲突要角皆选择与国民党情报人员合作、秘密结盟，或是以各种方式脱离责任，包括逃离台湾、诬陷三青团与次要挑战者、供出其他共产党员等。

而这些人中，又可以分成三种模式：买保险、托拉斯、密裁暗杀。

所谓的买保险，是指在国共争霸的局势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有权处理二二八事件人犯的高层，利用职权之便，纵放了部分真正的共产党高层，以两边押宝，创造“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早期证据。我甚至认为像是谢雪红、苏新等知名的共党人士都正好能顺利逃离台湾，部分还能乘军舰离台，这可能都不能以神通广大、而要以买保险的逻辑来理解才对。

第二种托拉斯模式，就是将原本敌对的他方转为自己的一部分，典型案例则是左翼作家杨逵，也就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前主任委员杨翠的祖父，其于二二八事件后遭到逮捕，获得了“自新”优待，接着便开始帮情治单位工作，为情报人员侦查，例如探询与通报“反政府”书刊的发行团队等。

第三种“密裁暗杀”，这是很有争议的一种类型。目前二二八的主流论述一是认为这是陈仪所下令、二是认为这是特务所为，但国民政府内部的检讨报告，却明言大军到台后“士绅派率领流氓派恢复秩序”。流氓派即事件前期主要的反抗者、士绅派即事件中期主要的逼宫者，他们抛下了三青团与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抢先倒戈到了中央政府，并与情报单位合作，指称三青团和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才是事件中的反抗者，自己则脱离事件责任，缴了如此的投名状，也落下了之后被情报单位运用的命运。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那些事件要角多是安坐在家中被带走后失踪而没有一开始就逃亡的原因，因为他们反倒是事件中相对温和的一派。

二二八事件同时也在台湾内部产生了秘密结社，这当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就是当时的华南银行的董事长、本名为侯朝宗的刘启光，在日本时代曾有几次背叛同志的疑案，从最新解密的资料上来看，他后来在大陆加入了共党系统、被捕后又“自新”并被国民党吸收，二二八事件后，他在中央政府内部被记载为台湾秘密结社的主要份子。整编21师突然来台，催生了大量脱离责任的需求，有的人透过“自新”的方式，暂时脱离责任，有的人则是直接脱离责任，也有人莫明其妙就失踪或被处决了，这其中的交易，便是二二八后续黑幕重重的关键。

再以台南市的汤德章为例，汤现在被塑造为反国民党的烈士，实际他在二二八前夕加入了国民党，并即将受陈仪的延揽给予相当层级的职位。在事件中，日本时代任警察的他先受邀约出面维持秩序，后来并可能成为陈仪圈选的临时台南市长。

当年可能被陈仪圈选为临时市长者一共有三位，分别是黄百禄、侯全成、汤德章，汤德章后来以“伪治安组的领导人”枪决，但其实治安组只是“台南市临时治安协助委员会”底下的一组，该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则为黄百禄。另外汤德章的罪名也记载了他以“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的名义实行叛乱，实际以该委员会名义四处鼓动反抗的，则是侯全成。而事件的中后期，汤德章的罪名又一变再变，这是分别对应了事件中期流氓要自新、以及事件后期学生要自新的需要，已死的汤德章就分别成为流氓及学生的领袖。

汤德章之死，并非反国民党烈士的壮烈牺牲，而是一位原本前途光明的国民党新秀，遭诬陷而死，且地方派系因此脱离事变责任。二二八事件中充斥这类诬陷黑幕，从前述的士绅派、流氓派恢复秩序的过程，到国民党台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台籍，属中统系统）向陈仪递交逮捕名册。事实上，事件中的台省党部调统室，也参与了反陈仪的逼宫行动，只是整编21师来台后立刻倒戈，所送名单上诸人，后来全部失踪。

二二八事件如今反复被消费，其中的细节却依然蒙尘，怎么不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