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台独起源”：笨蛋！问题在经济｜专家有话说
二二八事件，泛指1947年2月28日至5月16日间，发生在台湾的一系列骚乱与肃清。事件爆发时，台湾正值历史交替的复杂情境：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已于1945年结束，但国共内战接踵而至，时代的巨轮交替辗压，遂令中日冲突、凋敝民生、左右之争、政治权斗、混乱治安在此撕扯倾轧。民进党崛起后，二二八事件被大书特书，成了“中国霸权在台湾”的血腥“罪证”；而无助斗争国民党的事件线索，则被隐去不提。对此议题，《多维新闻》采访到二二八事件研究者张若彤，探询民进党政府讳莫如深的冲突原貌。此为系列专访第一篇（共二篇）。
多维：如今台湾提起二二八事件，大抵不离“杀人魔王蒋中正”等论述。在此舆论趋势下，国民党揹负了难以卸除的十字架，民进党则持续推动“转型正义”的政治工程。在您看来，环绕二二八事件的论述何以会有今日样貌？
张若彤：其实二二八论述经历了多次演化。1947年事件结束后，当时国民政府总结出冲突爆发的四大原因：日本奴化遗毒、共党煽惑、浪人暴动、言论过度放任。可以看到，这时主流论述界定的受害者，是“中华民国”。
1965年，美国外交官葛超智（George H. Kerr）出版《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一书，内容聚焦1945年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台湾政治，并重点描述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台屠杀场景，受到海外留学生的广泛阅读，“台湾人受害”论述亦由此巩固。与此同时，日本台独团体亦提出“受害者是英雄”的事件论述，成为有别于国民党的二二八异见。
1970年代起，受到前述海外论述影响，二二八事件开始被描绘为“台独起源”，中共则称此事为“台湾人起义”。国民党为与两大论述竞争言论市场，于是有“国安局”秘密资助相关研究，发行针对二二八的研究著述。然就后续发展来看，国民党试图以族群互助论取代族群冲突论的努力未竟其功。
1980年代后，以美国为据点的台独团体普遍风行“二二八大屠杀”论述。1990年代起，针对二二八事件的叙事更是遍地开花，有抨击“前现代”国民政府欲管理“准现代化”台湾的“文化冲突”论述，也有认为国民党内部夺权导致事态扩大的“派系斗争”解释，更出现所谓“借刀杀人”之说，即“半山”（用以称呼日本殖民时期前往中国、并在战后返台的台湾人）为扫除竞争者，利用陈仪（1945年至1947年的台湾省行政长官）之手，杀死台湾精英。
1992年李登辉时期，台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提出了“蒋中正失察”的新说法，报告中同意“蒋氏对叛乱活动，自有派兵镇压之职权”，但认为“蒋氏因军务倥偬，无暇查证，又过度信任陈仪，接受其请兵之要求，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陈水扁执政时，蒋中正已逐渐被塑造为“二二八元凶”，比起李登辉的版本“更加突破”；2006年，时任国民党党主席的马英九提出，“二二八事件为官逼民反”，此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追认”了1960年代以降的二二八异见，并放弃国民党1947年的“冲突定调”。
今日台湾社会谈起二二八事件，总会自然认为，这是台湾人“对祖国失望”的起点，甚至追认其为“台独起源”。这种“既定印象”，其实是经历了前述斗争与政治互动，从海外台独崛起，一路攻伐到台湾政党轮替，才会有今日样貌。
多维：是的，细究时下二二八事件论述，在“杀人魔王蒋中正”的图像下，其实交织着两大叙事前提，一是“外省与本省冲突”，二是马英九所谓“官逼民反”。不知在您看来，二二八事件的性质如何定义？
张若彤：在我看来，不论“外省与本省冲突”，或是马英九所追认的“官逼民反”，都无法解释二二八事件。
从狭义的经济角度来看，二二八事件是台湾资产家，以及围绕资产家谋生的底层民众，对出台左翼经济政策的陈仪政权，发动了强烈反扑，许多本省的工农群众其实并未参与；从广义的政治权斗视角观之，二二八事件既有“反陈仪阵营”与“陈仪政权”的对峙，更涉及“反陈仪阵营”内部的残酷斗争。
细究“反陈仪阵营”的组成，其实并非全是台湾本省人，里面包括了潜伏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共产党人、与美国暗通款曲的前日本时代御用仕绅、立场过激的学生、国民党内部的反陈仪派系、台湾民间的亲日勇武派、地方实业家、走私集团等，更有表面上是台籍日本兵、实际是由共产党暗中领导的团伙。而这两者之所以会产生联结，是因当年日本投降后，海南岛的特殊政治情境，让当地台籍日本兵多与左翼、共产党人往来，而其返台时又多自台中登陆，导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台中成为“二七部队”（由谢雪红等人领导的反国民政府民兵）大本营。
如果是“官逼民反”、“本省与外省冲突”两说法，其实难以解释为何台湾的工农群众并未参与动乱，甚至在事件后期，台湾工人还站到了陈仪这边，反对民间“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拟定的处理大纲。
至于二二八事件是否为“台独起源”？其实台独主张早在二二八爆发前便已存在，彼时谈判冲突解决时，便有一派主张台湾应被“托管独立”；而有另一派主张，“台湾不脱离中央”，但希望有更多自主空间，则通常被称为“自治派”。有资料显示，担任台湾大学教授、后于二二八事件受害的林茂生便是自治派的推动者，但他在官方文件中却被当作独立派，这也导致了真正的独立派逃过清洗，这中间的经过，就是我在《究竟二二八》、《原来二二八》中试图带出的主轴之一。
多维：如您所述，二二八是相当复杂的历史事件，牵涉了多方势力斗争，不同的政治立场与主张相互博弈，甚至发动者与事后受害对象，不见得是同一批人。若先聚焦事件的爆发，您认为促成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为何？
张若彤：有一句话，叫“笨蛋！问题在经济”，就非常适合用来描述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在我看来，日本的掏空、美国货的倾销，是导致陈仪出台左派经济政策的关键，其也为此与台湾的资产家集团发生冲突，导致了事件爆发。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但台湾人民的苦难并未结束。即将离台的日本人，开始以各种方式掏空台湾，例如战后清点时，台糖公司直接少了10万吨的糖，事后成为食糖禁运下仍能走私出口的大宗。当时台湾社会充斥这类现象，被称作“日产掠夺”。
另外还有一种手段，叫做“日产逃避”，方式主要有以物易物、正式的汇兑，以及黄金交易。以资产交易为例，当时有日本人欲顶让店铺，便要求接手的台湾人“只能以黄金交易”，另有以黄金贿赂美军的重大弊案，而当时台湾银行券的黄金准备早就全部被抽走，故后来陈仪为保台湾币值稳定、禁止黄金交易、关闭非民生必需品交易的汇兑管道、严打走私，才会引发轩然大波。此外日本政府离台前，还预先支付了军公教职员多达半年的薪水，并解禁战时物资管制，例如前面提到的糖，但其目的同样是为掏空台湾，因为这些物资才刚上市，便被有心人士大规模收购，导致物资集中在少部分人之手，同样的问题也在日本本土发生。
台湾银行于1946年5月底正式发行台币，宣布让民众以1:1的方式兑换日本时代的“台湾银行券”（简称台银券），此举才真正稳定了台湾的物价，此前陈仪曾经推动类似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所做的“预金封锁”，将日本于撤离前滥发的“武尊千圆券”锁死在银行一年，持有者每月仅能从银行提领一定金额，但并未能抵销市场对台银券的不确定心理，这种不确定心理是战后初期台湾物价飞涨的根本原因。
然而此后物价再度上涨，关键便是发生了巨额的逆差，导致台币与法币（1935年起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汇兑中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陆地区，强势的美货倾销到中国，而美货之所以如此强势，则与二战后的“国际情势”有关。当年人们普遍认为，二战之所以爆发，是因一战后国际流行“关税壁垒”政策所致，故二战结束后，各国皆未实施严厉的关税保护措施，台湾地区亦然，台币收支不平衡，导致法币存底严重不足。
当年中国虽为胜利国，却因战争破坏而百废待举，台湾更是蒙受了多次空袭，基础设施多被摧毁，复旧与复兴都需要大量的输入物资与原料；台湾持续入超，法币需求强劲，贸易商只能寻求黑市汇兑，法币黑市汇价急升，导致万物齐涨，这就是1947年初，台湾遭遇的残酷困境。
而面对这种情况，陈仪本来期望台糖成为稳定经济的主心骨，希望借着食糖出口赚进外汇、守住法币币值，因为在日本殖民时代，台湾糖业便是为节省日本外汇而存在的产业，即便其生产成本较高。但战后台湾归属变动，这一问题便暴露出来，以上海市场为例，台湾糖根本不敌爪哇糖，过高的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导致出口成绩差强人意，陈仪希望落空。最后在行政院长宋子文协助调度下，台湾糖业重回日殖经济路线，也就是放弃自由贸易，改走行政优势，直接配送给终端消费者；国民党失去大陆市场后，台糖的保证市场锐减，“中华民国”政府只好再与日本接触，进行台日多年的“物物交换”，以糖换取机械设备与肥料，直至台湾开始工业化。
回到陈仪的困境。由于台糖无法在短期内赚进大笔外汇，台币与法币的地下汇率又逐渐拉开，台币已经守不驻台币兑法币的汇率，陈仪只好出台了近似“计划经济”的严格政策，包括：法币头寸借款、贸易局垄断贸易、汇款集中台银、省外小吨数船舶禁止进口、收购民间法币、黄金外币禁止卖卖、严打走私等，为的便是稳定法币存底。
此外为促进台货生产，陈仪也勒令：“肥料借款、机器原料民生必需品优先准汇”，换言之，其他产业若有需要，便只能去黑市兑换法币。另外还包括：商业放款回收20%，囤积黄金米谷日用品货生产所必需物资者全数收回等。
上述政策虽是为台湾民生一时所需的猛药，却也着实过于激进，最终得罪了大批资产家、接收日产的台湾人与走私集团。据报，2月13日严令“统治外货入口”后，驻台美领便开始召集台湾富商开会，有了动作。而陈仪此举，也让“长官公署体制”在二二八事件后备受抨击，平心而论，当时大陆各省皆为平抑物价进行紧急措施，但皆没有台湾严厉，而陈仪之所以能如此大刀阔斧，关键便是“长官公署体制”允许其能跟中央不同调，故反对者皆把炮火对准“长官公署体制”，希望能改为省政府，其实为的还是停下陈仪的激进经济政策。
而就在此政策发布两周后，天马茶房于2月27日发生缉烟事件，二二八事件由此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