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舆论热议　细究司马南对联想的“灵魂六问”

在中国内地舆论场一直存在极大争议的左派大V（KOL，意见领袖）司马南，最近连续通过六期网络视频，对中国著名企业联想（Lenovo）及其创始人柳传志进行严厉批判，指责后者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用户及互联网讯息安全等问题，在内地舆论场引发极大回响。
目前这场“口水官司”越闹越大，胡锡进等一大批网络名人也已加入其中。

司马南所列联想六条“罪状”包括：
1、联想在市场化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2、联想27位高管中的14人为外籍，因此或有用户及互联网讯息安全隐患；
3、高管分红占公司利润三成之多；
4、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
5、研发占比不到3%，却妄想科创板上市；
6、联想产品国内卖价较国外更贵，也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只是组装。

在当今中国内地的舆论场，人们对司马南的这六条指责，意见异常分化。相对中肯、受到更多认同的评论认为，司马南列出的六条“罪状”虽有东拼西凑之嫌，摆明是要挟网络民意，在“政治正确”的掩护下兴风作浪。不过，其言论也并非尽是无中生有，其中不少材料便来自联想的财报，这里面确实有需要联想反思的地方。

具体来说，司马南所列联想的第三条“罪状”，“高管分红占到公司利润30%”，就是一个联想必须注意的问题。虽然如何制定薪酬是联想自己的权利，但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过高造成的畸形分配结构，确实存在道德层面的瑕疵。同时也挤占了企业利润和研发投入，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在股东、员工及社会层面全员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在中国更注重社会公平的传统文化下，这种更带有美系色彩的失衡分配结构越来越水土不服。

其第五条，“研发占比不到3%，却妄想科创板上市。”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不排除联想当时有投机上市圈钱的动机，虽然后来在舆论压力下联想主动撤回了上市请求，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已经形成，研发占比太低也一直是联想的一大不足。

第六条，“联想国内产品卖的比国外贵，也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就是组装厂。”这在内地IT界是个老话题，多年前媒体就有讨论。这次司马南又将之端了出来，算是旧话重提，但这与第五条中提到研发占比过低问题，其实需要辩证看待。

联想是靠“贸工技”起家，这是事实。当年在柳传志和另一位联想创始人倪光南之间还爆发过“贸工技”和“技工贸”两条路线的冲突，最后主张“贸工技”的柳传志胜出，倪光南出局。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对联想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中国企业在技术领域面临的“卡脖子”现况，乃至国家在各科技领域的发展与突破，“贸工技”都是联想却逐渐走向平庸的原因。这也是走“技工贸”路线的华为与任正非今天更受尊敬的原因。联想如果当年走的是“技工贸”路线，今天的境况肯定不同。

但另一方面，任何商业决策都是立足当下进行决策，不能用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在当时的情况下，柳传志选择以“贸工技”方式，抓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和国内市场爆炸式增长的契机，先把公司做大做强，似乎也无可指摘。联想能迅速成长为当时中国最有竞争力的PC公司，并且收购IBM笔记本部门，走出中国国门成为一家初具规模的跨国公司，甚至在现在也仍然是中国市场最主要的PC供应商之一，柳传志的“贸工技”路线与商业眼光通过了历史的检验。

比较遗憾的是，在把公司做大之后，联想形成了“贸工技”路径依赖，没能及时转变经营思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促成公司转型，这是很多大型公司发展中的通病，联想也不能免俗，这也应该是联想以后的转型努力方向。

第四条，“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这一条暴露了司马南的商业常识缺陷，大公司财务都是账期管理，欠债不等于赖账，更不能和资不抵债划等号，将“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的说法与“资不抵债”挂钩。

虽然联想的负债率较高，但是研究其财报可以发现，联想的资产结构还是可以的，至少在目前还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当然，如果媒体舆论再这样炒下去，不能及时止损，造成联想营收下降和融资成本提升，接下来会不会出现资金流问题，进而真的出现“资不抵债”，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二条，“联想集团27位高管中的14个是外籍人员，涉及用户及互联网讯息安全问题。”这可能是对联想最政治正确的一条攻击，同时也是最有迷惑性的一条。

用户及互联网讯息安全是互联网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社会大众，这些年都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滴滴出行被惩罚就是因为不听劝告，执意在美国挂牌上市，在这个问题上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担忧。滴滴事件后，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规范用户讯息管理及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问题。

联想作为一家中国IT品牌公司，其总部设在美国，产品却在国内各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家庭个人等广泛使用，如何确保用户讯息不被泄露和不恰当利用，如何在国家层面确保互联网讯息安全不出问题，确实需要格外重视。

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外籍高管比例过高是否就必然会产生讯息安全问题？联想作为一家跨国公司，海外业务在其营收占比中有相当高比例，有一定数量的外籍人士担任高管是必然的。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籍高管多少，而在于联想是否就用户及互联网讯息安全问题设置隔离机制，确保没有对外泄露或滥用用户讯息，或者在国家层面对互联网讯息安全构成危害。如果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外籍管理人员多少就不是问题。相反，哪怕外籍管理人员再少，只要存在这些问题，它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最后讲回第一条，“在进行市场化股份制改革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这是最让一些人激动的一条，在中国政治舆论环境下，恐怕也是让柳传志等民营企业家最紧张的一条。因为牵涉到在当下社会情绪下，如何回看当时中国经历的那段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问题和每个人的价值观密切相关，这恐怕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对联想等企业的市场化股份制改革，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策背景下审视。是否可以得出、甚至追究“国有资产流失”责任？对此应非常慎重。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共与中国政府为增强国家经济与企业活力，尽快发展经济，推出了一系列国企改革措施，股份制改革就是一项受到官方鼓励倡导的政策，联想及大部分企业就是在那个时代大潮下完成了企业改制。

从历史脉络观之，这项改革也达到了增强国家经济与企业活力的政策目的，中国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与国际地位，国有企业能做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民营企业能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贡献了国家需要的大部分税收和就业，都离不开当时那轮市场化改革的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肯定有，而且可能还不少。其实从广义上说，抓大放小与股份制改革，就是通过主动的“失”去“得”，“得”到国家想要达成的政策目标，实现国家经济腾飞。但在此期间，除了个别违法违规已经受到惩处的“流失”行为，大多数改制都是依法依规依程序进行，为促成改制，当事公司或当事人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小动作，联想可能也不能例外。

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企业和企业家的“原罪”？是否需要在今天再大面积追究？或许并没必要，也不应该进行。在这件事上，中国社会一定要小心，不要在舆论与行动上形成“追究风潮”，不要增加民营企业家的不安，这样不仅在大局上对整体中国国家经济有利，对社会稳定有利，对每一个社会个体也都有利——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南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掀起这股风潮，在格局与道德层面是需要反思的。

当然，那些靠当年企业改制走向成功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也要常怀感恩之心，善尽社会责任，要为今天的公平社会建构，为实现共同富裕更多出力尽心，在先富起来之后，不要总想凭借资本力量，借助不对称优势，通过市场机制“割韭菜”。

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为何对那段历史那么介意？对柳传志、马云、许家印等人突然有诸多意见，有些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几年之间还人人敬仰，这几年却迅速变成舆论场的声讨对象。这当中有其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