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救亡｜1937-1949：国民党何以败？共产党何以成？

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承载那个年代青年的理想而生，并在最初十余年间经历一次次尝试与挫败，终达成了党内共识，在秉持理想的同时，亦褪去了过于“理想”的一面。
时势弄人，也就是在遵义会议乃至中共主要力量汇聚于陕北之后，1937年的七七事件爆发，中共也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那之后的十数年里，“救亡”庶几可谓中共的主要命题，既是在面临日军和国军的挤压下自救，亦是在战火下更切实地聆听国民对“救国”的呼喊。

1937-1949：由合作抗日到内战

中共在遭受国军的第五次围剿后元气大伤，然而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缓和，得以喘息，共军更在“七七事变”后改编为国军一员，与国府合作抗日。

在抗战中，国军在正面战场直接抵受日军进攻，多场大战役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皆可歌可泣。而共军则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藉著建立根据地来打破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平型关战役及百团大战皆名闻一时。

然而，国共两党实质上矛盾极大。中共积极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展根据地，国府为防中共坐大，终于在1941年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伤亡惨重；国军更派遣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中共根据地。

中日在中国的广大战场进行拉锯战，而美国参与二战则直接导致日本战败。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共已扩张至拥有逾90万正规军，并在北方的陕甘宁、山东、晋绥、晋察冀、晋南、豫鄂边等地统辖著9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管辖人口逾1.3亿，并在广东、安徽、海南多地拥有零散部队。

国共两党于同年在美国斡旋下进行“重庆谈判”，然而双方实际是“边谈边打”。内战全面爆发后，起初国军发动全面进攻，取得明显优势，成功占领中共控制的张家口和延安等战略要地，而共军则采取运动战打击国军。

值得留意的是，国军在拉锯战之中军力逐渐减少，相反共军却日渐壮大。至1947年起，中共转入战略进攻，战局逆转。1948年秋冬，共军在三大会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中击败国军主力，共军随后发动渡江战役，并最终占领整个大陆，国府退至台湾。

五万万国人的呼声：救亡

回顾这一段时期，国民“救亡”的呼声可谓响彻云霄。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救亡呼声已在全国各阶层中响起，“全国抗日解放联盟”、“全国救亡社”等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在当时已受尽列强近一个世纪的欺侮，国民一方面对外国的霸凌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痛恨不论是清廷还是国府都无力扭转乾坤。日本侵华有灭亡中国的意图，更迫使国民发奋图强，以拯救命悬一线的中国。国民不仅要抗日，也要求中国扭转过去一世纪的困境，使中国能在世界上有尊严地存在，国人不再被视为“东亚病夫”。

国民的救亡梦想并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还以悲壮的方式实践出来。在战场上，国军共军以血肉之躯抵挡配备精良武器的日军；在沦陷区，平民破坏日军铁路来配合国军共军的策略。商贾为支援抗日而在租界或云南边境周转物资，数千南洋华侨甚至回国担任卡车司机，在日机轰炸下于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至抗战胜利一刻举国欢腾，各地民众举行胜利游行，便是国民救亡梦想最直接的反映。

诚然，自30年代起，国府和中共都听到国民的救亡呼声，并以行动来回应国民。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为什么去到内战时，握有近乎绝对优势的国军最终却落得败逃台湾之下场？这显然不是纯粹由于军事策略高低所致。

失望与期望

回望数千年历史，无论是嬴秦、杨隋、郭周，大乱之后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短暂的统一，方而后臻至大治。北洋和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载了这个历史宿命，在乱世中艰难地创立秩序，但又因过往问题积重而难以解决诸如贪腐、剥削、阶级对立等问题。是以，国府早于30年代便已逐渐失落民心，及至日本侵占东北，对华北虎视眈眈，国府则仍旧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终于引致国人普遍不满。

在抗战期间，念及中国以农业国对阵工业国日本，且士兵身体、教育素质之高下，都令得国军共军无比艰难。可是，在悲歌壮志之下，战场失利并不影响国民对国军和国民政府的信心，四川老翁赠与儿子的“死字旗”便是彼时国民决心的最佳体现。可是，在此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诸多措施，纵然可以理解，却也都令国民颇感失望。

无论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成立“防共委员会”，还是在那之后国共两党于陕、甘、宁、山西，以及冀南、豫北发生的多次冲突，乃至1941年1月致使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害的“皖南事变”，都令国民党遭到全国民众谴责。

虽然在苏联、英国及美国的共同干预下，国共两党并未彻底分裂，虽然国军依旧在抗战中承担正面应敌的主要角色，不过这些牺牲与努力往往被普罗大众归功于家国男儿的付出，无改人们对“勇于内战、怯于外战”的国民党倍感失望——若是国民党彼时能紧紧把握广大国民对“救亡”的期待，回应各阶级各群体国民的诉求，那么后来的历史，又何尝不是未可知也？

而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未能担负起国民的期望，共产党则不仅为公为私一再呼吁共同抗日，与此同时还抓住了国民对于“救亡”的另一层期望。共军在1945年起陆续改称为“解放军”，事实上，这既是中共高超的宣传话语，同时也是中共对自身的期许，更符合基层国民的期望。

“解放”的蕴意

如要明白为何不少基层国民会视中国共产党为救主和解放者，则需先理解他们在国府统治下的不易。

国府虽带领中国挨过抗战难关，不过其官员贪腐严重，抗战胜利后接收城市时的行迳近乎劫掠，出现“五子登科”（抢夺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和料子）的丑态，加上国府强行以贱价兑换国民手中的日伪货币，形同抢夺财产。国府依靠印钞票度日，也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民生计被毁——这些劣行使不少原本生活在沦陷区的国民甚至认为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还更好，那么“重光”又有甚么意义呢？

另外，国府一直忽视贫农的需要，任由他们受尽地主和富农欺压，承担沉重的税项，“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仅停留在口号上。

相形之下，中共纪律严明，绝少有抢夺财产的事发生。在民生政策上，更明显向基层国民倾斜，甚至不惜牺牲富人利益。在乡村地带，中共在抗战时已于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内战时，中共更加大土地革命，转移地主或富农的土地到贫农手中，并在俘虏国军后开展“诉苦大会”，向国军的农民子弟厘清阶级立场，列明“解放战争”的意义，稳稳地抓住了当时广大国民的诉求。

另一方面，随著中共反攻国府并接收更多城市，中共在受到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体的拥戴之余，亦汲取教训，保护工商业主的权益及“劳资两利”，首重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甚至在处理国民党企业的职员时，也是维持原有待遇。这些做法使不少对中共抱戒心的人亦放下忧虑，齐心向往一个安稳而和平的生活。

无论后世历史如何解释国共内战那段历史，无论共产党彼时在宣传理想时是否添油加醋，但在那几年间，共军在三大会战动员的民工均逾百万，其中淮海战役更有逾500万民工参加，提供并运输物资、照顾伤兵，甚至勇于以落后的武器骚乱国军后方。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了当时的民心所向。

抉择与希望

如果说大众只知道自己是否能分得土地、不再受迫于贪官污吏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的抉择则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趋势。

不少知识份子对中共都有“民主开放”的印象。事实上，中共在抗战时期起已推行“三三制”，即在政权机构中限制自己所占席次于三分之一，从而扩大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内战后期又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吸纳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

在后世人来看，当时的知识份子对中共未免有过于美好的幻想，不过相形之下，国府的宪政改革有名无实，动辄打压学运，甚至采取暗杀手段对付异见人士，则可以理解知识份子支持中共的理由。

内战结束后，不少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知识分子前往台湾，这决定至少反映他们认为国府不会比中共坏。至于如钱穆及唐君毅等大儒南来香江办学，以传承中国文化的方式抗共，则成为香港见证时代风云变迁的重要一页。

不过，亦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梁漱溟等留在大陆。选择留下的人或者本身左倾，或者是对国府彻底失望，对新政权抱有期待，或者是出于对乡土的留念情怀，又或者不过是无可选择下的选择留下。但不能忽视的是，不少知识分子乃至青年学子之所以留下，乃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了过去数十年的理想启蒙、革命尝试和悲壮救亡之后，终于看到了祖国因独立、自主而统一所迎来的崭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