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步入“后人口红利时代”　5千万高技能人才仍远不足够

5月11日，中国官方终于对外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不同于外界的悲观预计，官方通报称中国人口总数仍超过14亿。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会上的通报，中国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中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此外，中国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23,339,956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38,768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

虽然中国人口总数仍超过14亿，人口红利仍在，但进入到新发展阶段，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递减已是大势所趋。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亟需加快发展人才经济，这也是应对人口低速增长态势的必要之举。

人才经济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是牵头的，而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基础性的。事实上，自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各国都在保就业，并辅之以具体的政策帮扶。比如日本放宽雇佣补贴，探索共享用工；马来西亚发展零工经济，鼓励灵活就业；俄罗斯搭建对接平台，增加实践机会；西班牙扩大职业教育，加强技能认证……

在2020年因疫情影响推迟召开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并强调要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其中，不管是“六保”还是“六稳”，保就业都居于首要位置。

保就业很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新发展阶段到来，一方面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比如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需要在改善需求上下功夫，创造更多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岗位；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快发展人才经济。

人才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随着新一轮科技信息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到来，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老问题就有了新意义。过去，中国可以依托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充当“世界工厂”，这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已经不适用；过去，作为中国经济基石的制造业是传统的、粗放的，而今天制造业已经越来越数字化。

此外，当前社会发展不仅催生了很多数字经济新兴产业，比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而且很多传统产业也都在向现代化升级，包括互联网医疗、精准农业、无人驾驶等，这在以往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技术在进步，产业在变革，模式在颠覆，可人才培养的结构目前尚不能很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产业结构升级。尽管中国技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但在就业人口总量中的比例还不高。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另外，要完善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同时，通过政府引导健全对技术工人和职业学校支持的政策，畅通人才发展渠道，从源头上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比例。

在经济发展中，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提出“人才兴国战略”，时至今日，“十四五”开局之年的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已经大大不同，将人才经济作为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按照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所展望的2035年远景目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都需要人才，而且是适应于新经济的新型人才。这些新型人才，在中国发展最高速的阶段成长，在中国财富分化最剧烈的时代进入社会，必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过去四年时间里，面对美国以华为和字节跳动作为靶心而发动的科技战，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必须科技自主，不能受制于人。

例如在“十四五”规划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被放在了十三大事项的最前面。按照“十四五”规划中的表述，“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