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拜登北京为何如此谨慎　怎样的美国总统才是好总统？

尽管美国总统大选尚未最终结束，但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开始给美国总统胜选人拜登（Joe Biden）通话祝贺，并沟通之后的合作。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已经分别致电拜登表示祝贺。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无疑是“落后”了。中国政府依然在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关注着美国的政治动向。

对于中国经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拜登之间有什么不同，哪种策略对中国有利？在中国国内依然存在较大分歧。中国的部分右翼人士依然在支持特朗普，希望出现反转，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施压有利于中国的开放和对于自由市场靠拢。而同时，中国的一些左翼人士也在“怀念”特朗普，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遏制，对美国社会的割裂，更有利于中国对自由经济的反思。

对于中国经济，怎样的美国总统才是好的总统。北京一方面在避免激怒特朗普，另一方面也在思考拜登究竟将与特朗普有何不同，美国总统背后的“深层政府”又将有何变化。美国对华政策是将回到2008年之后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时代，还是只是厌倦了特朗普的无厘头风格，还将继续一个没有特朗普的对华遏制策略？

何谓好坏？回到问题原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切的源头还要回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对美国的施以援手，既保住了中国经济近1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保住了美国的体面。在奥巴马时代，中美关系曾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中美相互投资得到发展；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开始松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开始迅速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尽管在政治上依旧坚持反华口号，甚至提出重返亚太，但是在实质上在对于中国的军事围堵、政治干预已经减弱。

这显然对中国经济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无论美国人怎样评价，从中国经济来讲，奥巴马无疑是一个好的美国总统。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救援，以及中国跟随美国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大量引进，也导致了中国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发行机制被美元高度绑定，从某种意义上几乎丧失了货币和金融主权。在资本快速膨胀的情况下，房价暴涨、企业杠杆率高企、大量金融投资、资金套利横行。大量实体资金转移至金融炒作，中国经济迅速空心化。中国经济在急速繁荣的同时也同样危如累卵。直至今日，中国经济还在为当年的经济刺激、高杠杆、高负债买单。

在意识形态上，美国的开放、示好，抑或说是渗透，也几乎把中国的思想舆论搞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尽管，中国依然存在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美国的批判，但是人微言轻，在资本运作和政策层面，中国社会犹如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依然在向危险的方向狂奔。这显然对中国经济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后果。无论是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也好，“和平演变”也罢，总之从中国经济来讲，奥巴马无疑并不是一个“好”的美国总统。

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当时，虽然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执掌中国中央权力，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惯性也一时难以改变。习近平不得不选择先从反贪和中共作风整顿和军事整改方面入手，而经济、金融的运作依然维持着之前的方向。

这一切直到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即“九三大阅兵”，习近平初步完成对军队和中共高层的整顿和替换之后才得以改变。即使是如此温和，2015年5月在习近平真正主持经济工作之前，随着美元场外配资、影子银行的冲击，中国资本市场依然爆发“股灾”。最终不得不以公安部入驻证监会的方式，结束这场金融较量。

特朗普对中国的危害

随后，从2016到2018年，即特朗普上台发起对华“贸易战”之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紧急刹车、开启新一轮改革的阶段。“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开始实施。中国的金融危机被暂时遏制。同时，市场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由改革方向逐步变为政策工具，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和“供给侧改革”主张开始成为经济理论指导。

2017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更是开启了对经济和社会的新一轮改革进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重新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共领导一切、金融为实体服务、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被提出。之后，金融整肃、金融机构改革、税费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农村土地改革、房地产市场的改革，以及《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建设、甚至是房地产税的出台，这些中国经济的关键性改革和建设计划在“中美贸易战”之前都已经提上了日程，并初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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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8年特朗普执政美国以后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封杀”，以及采取的不负责任的美元“放水”、推高股市，甚至是挑动港独、台毒，炒作新疆人权的一系列以邻为壑、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威胁社会稳定的政策，则打断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来应对美国的经济遏制和金融冲击。其结果是，中共不得不朝令夕改，原本已经收紧的金融体系不得不再次“放水”救市，之前的金融整肃成果大打折扣。金融空转、债务激增，资金难以进入实体经济，经济转型被严重拖延。同时，来自科技上的封锁，也让华为的中国企业面临绝境，中国原有的产业科技升级进程被打断，不得不启动举国机制渡过难关。为了避免社会的进一步动荡，土地改革、房地产改革也不得不被一拖再拖。而在意识形态和舆论层面，在美国极限“讹诈”的背景下，中国极左思潮、民粹主义开始流行，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平衡协调被打破，甚至出现了民营企业退出论的主张。

可以说如果没有特朗普，在中国高层已经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单纯市场化改革进行反思的情况下，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可以推进得更为顺利、做得更好。中国企业发展得将更加顺利，民众收入和财富也将有更大的增长。

可以说特朗普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极大地延后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减缓了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完善和进步。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并不是一个好的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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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不打贸易战的美国总统才是好的美国总统，不搞意识形态斗争，不支持港独、台独的才是好的美国总统。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需要一个宽松、友好的国际环境。

但是，为什么中国还会有人来希望特朗普连任呢？

爱恨一念之间

当然，对于部分反华反共人士，问题比较简单，特朗普对于中国经济的打压是值得“称赞”的。对于一些对中共不满的异见人士，以及既得利益受损者，也会对特朗普能够阻碍习近平式的改革而感到欣慰。习近平显然正在执行一条鼓励创新与节制金融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改革路线。这种多少带有重新调整财富分配、共同富裕、公私兼顾，回归社会主义原则、挑战西方普世价值的独立自主的改革路线，不仅中国的新生财富阶层感到陌生、金融垄断资本感到恐惧、美国大资本及其组成的“深度政府”也已经感到了威胁。

对此，特朗普推行的反华政策和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恰恰成为遏制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有效工具。如果不是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把美国经济搞得太烂，美国的“深度政府”也许还不会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产生摇摆。

而对于另一些习惯将特朗普称为“川建国”的中国有识之士，特朗普给中国经济和改革带来危害也已经很清楚。但是，他们似乎更担心中共自身的改革定力，担心缺少特朗普对中国的压迫之后，中国政府和新生资本会产生虚妄的幻想，认为依然可以继续韬光养晦。

就如同，奥巴马执政美国的时期，外部压力的缓解使得美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单纯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搭便车”被当作和平发展的又一次难得机遇。中国刚刚觉醒的自主创新意识也随着美国科技的解封而受到打击。资本市场对于自主创新的热情会被“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短期利益侵蚀。中国针对节制金融垄断资本的改革和对财富分配机制的重新调整将不得不停滞。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资本的联合也有利于资本的一家独大，中国民众的财富分化、阶层固化将越来越严重。也许中国短期内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长期来看其实是挖空了增长潜力。

就和对于奥巴马时代，中美蜜月期、“中美夫妻论”的反思一样，中国政府对于拜登，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其执政策略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中国的改革正处于极为关键和脆弱的时期。一方面新的改革已经触动了旧制度和新垄断资本的利益，而另一方面，民众和真正的科技创新还没有分享到来自改革的红利，基层行政还没有形成自主改革的利益机制，更没有民众为保卫新分得的财产来维护新的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讲，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尽管中国损失较大，但是美国损失更大。并且只要中国做好准备，不但可以尽量避免损失，消耗美国实力，更可以团结民众和资本、激发创新，促进中国对财富分配机制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新一轮改革。就和一个弹簧一样，美国施加的压力不足以压断弹簧，弹簧就会积累更多的势能，然后弹得更高。2020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应变能力、协调能力、创新研发能力和产业能力，都已经应证了在美国的遏制和“贸易战”之下，中国不会变弱，只会越压越强。

相反，在特朗普的以邻为壑美国优先，大资本优先，掏空美国经济粉饰“太平”，甚至是带有纳粹主义色彩的极端政策之下，被严重消耗和割裂的却是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以及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资本联盟。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刚一初步胜选，日韩和欧洲各国就纷纷迫不及待地表示祝贺，而中国和俄国表示谨慎观望的原因。美国的盟友们已经受够了特朗普，而中国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多少对特朗普有些遗憾和“怀念”。

对于中国来讲，拜登成为美国总统，并不意味着美国反华政策的结束。中国已经足够大，足以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的改革也已经走得足够远，几乎不可能成为西方资本体系的附庸。这不是特朗普抑或是拜登就可以决定的。拜登在其竞选演讲时就已经透露，将对中俄继续采取遏制策略。只不过俄罗斯是敌人，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欲盖弥彰的说辞，只能说明拜登明显比特朗普更加圆滑和老谋深算，拜登背后的团队更加专业和善于谋划。而实质上，美国总统背后的“深层政府”没有任何变化，他们更多只是厌倦了特朗普的无厘头风格，需要一只替罪羊来应对疫情、调整美国社会的割裂，而拜登依旧将推行一个没有特朗普的对华遏制策略。

对于中国来讲，相比于特朗普的直接，拜登并非是一个更好的美国总统。中国政府需要对其保持足够的警惕，并进行深入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