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基层每天忙于政务app打卡 智能时代的新形式主义

撰文: 赵观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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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媒新华社旗下媒体《半月谈》7月30日报道,一对社区工作者最近接获全新考核标准:App党员登录率及得分。如是者,他们需要苦寻中共党员登记,继而负责60个帐号“签到”和“刷分”,有时上厕所开会都不忘“刷分”;报道更指他们每日用上约4小时处理政务App打卡事宜,而基层工作者拥有3到5部手机已是新常态。
报道又援引专家解画,指形式主义分两类,一种可称为“主动形式主义”,好大喜功,争功邀宠,一心摆架子;另一种则是“被动形式主义”,不想干实事,只为不出事,故而留痕报表比解决问题重要,核对帐目比民众考评稳妥。

政务事项属标准化抑或语境化?

科技是死的,人是生的,一项技术是造福社会,抑或沦为弄巧反拙的笑柄,有时候不关乎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使用者如何操作。单讲官方机关运作,一般而言,如果政务事项繁复得来又标准化,使用相应技术以简化程序,所得效益通常十分显著,例如微信的缴付帐单功能。

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的每日工作安排很满。图为2020年6月20日,北京新街口街道西里二社区的社工来到一住宅小区,核实居民信息。(人民视觉)

相对而言,假如该政务事项需要“语境化”,简单如内部假期编排,也不可能单凭一份电子报表或电子小测来衡量成果,因为实际解难能力难以被分解为点列选项,考试与实务之间有相当距离:

编排者需要熟悉运作流程,尽可能按大原则公平分配,同时考量同事们的个别背景,例如有人需照顾小孩或长者,另外当遇上突发情况,即需与同事们协商调配。实则编排者要记住对方额外做过的事,又或接受过的人情通融,务求劳逸均等下每个人都安心工作,甚至忘记了日程编排是要花功夫做的事,仿似已自动生成。

喝一杯水都要先关注、下载和扫码

至于《半月谈》所提及的形式主义问题,基本上已不限于机械式盲目套用科技,而是等而下之地利用科技低成本“创造政绩”,主动或被动的形式主义都是同一套路,差别只在于折腾程度高低。

一开始可能是将原有任务输入为电子纪录,做成一项剔选一项,一来一往打个卡,后来发现统计纪录便于上呈和宣传,网上跟进又便于催谷下属,于是乎制造出愈来愈多的应用程序,摆出“自助餐”般任君选用,反正砌得成数字增长的功劳在上司,疲于奔命应接不暇就只是倒霉的手下。

新冠疫情期间,安徽合肥市社区的工作人员兼职当起小区代购员,为社区居家隔离人员购买生活必需品。(新华社)

这种科技形式主义为人垢病多年,甚至延伸到公共服务的细微末节处,绰头很响但实际上却多此一举平白扰民。

据内地《华商报》2018年5月报道,陕西西安未央区政务服务中心设有三台“扫码支付”智能饮水机。市民如需使用这部饮水机,要关注公众号和下载应用程式,再以App扫描机上QR Code,等到灯亮了开门才能选取温水或热水,可见喝一杯水都要登记要验证,难怪有人批评:“放个这么繁琐的饮水机,便民服务从何说起呢?”

究竟是科技改变了繁冗官僚程序呢?还是官僚程序消化了科技成果呢?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而最清楚明白的是,技术应用迄今仍只是工具,而要如何运用这个工具,可套用中共经常讲的话作参考:“关键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