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北京疫情反弹网传“投毒论”　回顾美国对中朝细菌战

自从北京的新冠肺炎疫情倏然于2020年6月11日反弹以来，截至18日已录得183宗本土确诊病例，促使北京社区防控工作进入“战时状态”。由于感染源头不明，有内地网民怀疑病毒会否是境外“投毒”所致？尽管缺乏科学根据，不过这确实勾起美国曾暗中发展生物武器并于1950年代对中朝发动细菌战的黑暗岁月。

早在二战时期，美国就秘密发展生物武器，该项目获得的资金仅次于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且美国作战部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年）主张不要遵守禁止于战时使用毒气与细菌的《日内瓦议定书》，因为其“涉及国内、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妨碍我们的准备，降低我们的战争潜力，从而被我们的敌人视为国家软弱的表现”，故史汀生虽形容生物武器为“肮脏的勾当”，却仍建议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大力发展。

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取得日本“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数据，精进自身的研究成果，美国不惜同意该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1892─1959年）的交易：“如果以文书形式保证他及其手下可以免除犯战犯追诉，他愿意提供细菌作战的细节资料”，就此豁免与隐瞒投入细菌战的日本战犯罪责，还暗中雇请18名成员到美国工作。因此无论中国提出多少证据与指控，七三一部队的战犯始终逍遥法外，仅有部分来不及逃匿的成员遭苏联抓获并予以判罪。

迨日本战败遭美军进驻后，美国于横滨设置名义上研究亚洲疾病的医疗部队，稍后改为“联合国军第406诊疗所输血部”。乍看之下这是个提供输血的组织，但实际上则背负研发生物武器的秘密任务。此外，美军还在埼玉县建造细菌武器工厂，并直接招募原七三一部队成员来操作设备，形同在战后继承并扩大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不过美国对此毫不犹豫，并在1951年朝鲜战争时首先动用化学武器，接著再通过战机空投带菌蚊虫、鸡毛、树叶、鼠类等媒介，向朝鲜与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令曾受日军生物武器毒害的中国再度沦为受害国。更罕为人知的是，美国竟征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1894─1986年）、若松有次郎（1897─1977年）等七三一部队成员前往朝鲜战场，协助美军散播日军研发的流行性出血热病原体，以及细菌炸弹等生物武器。

尽管细菌战并未替美国带来决定性优势，但为了奖赏石井四郎等人的“战功”，美国仍于1952年取消驱逐千名日军军医战犯的命令。如此不仅不利于日本认识与反省自身的侵略罪责，也替日本右派的再度崛起铺垫温床。

而中国通过在反常季节出现的蚊虫鼠类、以及25名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很快就确认美国正有序地发动细菌战。而由于企图调查真相的国际红十字会与联合国有受美国干涉的危险，中国邀请了三股力量独立调查，一为由国内70余名医学专家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一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派出的八人调查团；最后是以著名科学家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为首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

三方调查后都得出中、朝两国受细菌战侵袭的结论，李约瑟等人还提出约700余页的详细报吿《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实事报吿书及附件》（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 CONCERNING BACTERIAL WARFARE IN KOREA AND CHINA），证实东北起码受害37例，朝鲜13例。而美军使用的带菌蚊虫共计18种，含有炭疽杆菌、伤寒杆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细菌，甚至还有引发农作物感染植物炭疽病、紫斑病、黑粉病的病原体。1952年，美军更干脆向黑龙江甘南县投下717只将死或已死的小田鼠，企图散布鼠疫。

但在这些如山铁证前，美国竟诬称该报吿书是“伪科学”，并将李约瑟等人列入黑名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年）还反咬一口称细菌战是中朝两国的“政治宣传”，并讥笑“共产党无力照顾他们控制下的人民的健康”。接著到了1954年，《密勒氏评论报》（China Monthly Review）持有人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1919─2008年）因刊载发美国对华展开毒气战、细菌战的报道、和肯定“红色中国”的政绩，美国迳自以传播假消息、引发美军不忠诚、损害美国利益为由起诉之，打算杀鸡儆猴，湮没美国一切不光彩的手段。

基于冷战意识形态与“美国至上”的道德论，美国迄今都不肯承认曾对中朝动用生化攻击的事实，但根据诸多已公开档案，不仅核实了中国的控诉，甚至还揭露美国打算再朝他国下手的详情。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打算向古巴散布葡萄球菌肠毒素（SEB）、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VEE）、贝纳氏柯克斯体细菌（Coxiella burnetii），预计杀害古巴1％人口约7万人；1964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提议，向古巴引进一种称为野菰（Bunga，或Aeginetia indica）的甘蔗寄生植物迫使古巴糖产减少30％，“在三至六年内完成糖产业的毁灭”，并建议散播口蹄疫病毒。

尽管这些计划并未付诸实行，但美国改在越南战场使用大量生化战剂。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年）虽于任内批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同时促成《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却特别声明美国在内外战事使用除草剂与催泪瓦斯不受议定书限制，同时保留生物武器“防御性研发”的权利，并以“使美国国家安全和商业机密面临风险”为由，迄今不肯完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核查机制，这就替美国继续研制生物武器和越战罪行卸责。

如今，禁用生物武器在国际社会已是金科玉律的“普世价值”，两国关系再怎么敌对都不该动用此种手段伤害对方人民。而美国面对国内节节高攀的确诊病例，以及突然再度开始大流行的势头，实应放下政治成见携手共抗疫情才是，再怎么说，全世界的“战疫”不仅尚未到能鸣金收兵的阶段，反而是刚刚开始下半场而已。但美国却贸然切断对世界卫生组织（WTO）的资助，又无力遏制疫情，这与朝自家人民发动生化战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