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到王沪宁 中共高层接连对“修昔底德陷阱”说不

撰文: 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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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特朗普正式走马上任开启新任期已经不足一个月时间,特朗普上台后究竟会掀起怎样的狂风巨浪,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和猜测。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成了中美关系在经贸关税等具体事务之外的一大事项。

12月19日,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京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该次会见还出现在了次日播出的《新闻联播》。根据官方通稿内容,王沪宁重申了中国在中美问题上的三个原则和四条红线,三个原则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也是习近平在给再次当选的特朗普致贺电时提到的,四条不容挑战的红线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紧随三个原则和三条红线之后,王沪宁说,“中国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换句话说,不管美国总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中国的原则和红线都不会变。

此外,面对埃里森,也就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王沪宁说,“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中美应该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通过合作实现相互成就,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埃里森则回应说,美中应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对两国和世界都很重要。

王沪宁会见埃里森。(网络图片)

已经不是中共高层第一次明确对修昔底德陷阱说不。早在今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时,埃里森也是美方代表之一。虽然其后公布的官方通稿中习近平并未直接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但美方代表发言部分则截取了一句话——“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习近平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也遭遇过严峻挑战,其中的教训值得吸取。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其他场合习近平曾多次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另据埃里森自己透露,自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后,很多人引用,但习近平是第一个引用这一概念的大国领导人。

“修昔底德陷阱”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埃里森于2012年在《金融时报》上提出,2017年埃里森围绕这一提法出版专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当一个崛起国家对守成大国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压力往往会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

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观察者网)

在书中,埃里森研究了过去500年16种修昔底德陷阱的范式,仅有四种避免了战争。不过埃里森同时也说,“幸运的是,逃离修昔底德陷阱不仅仅是关于理论的问题。在过去的500年中,至少有4个成功的案例,其中崛起国和守成国成功地驾驭了各自国家的巨轮,从而在没有发生过战争改的情况下穿过险滩。”

如何才能避免或者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埃里森在书中给出12个方法——更高的权威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帮助解决对抗;国家可以被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中,这些制度约束历史上所定义的“正常”行为;精明的政治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能区分需求与欲望;时机至关重要;文化的共性有助于防止冲突;除了核武器之外 ,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使全面战争变得疯狂;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超级核大国的领导人仍然必须准备冒着打一场他们可能不会赢的战争的风险;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加剧了战争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联盟可能是致命的吸引力;国内的绩效表现是决定性的。

对于中美关系,埃里森在书中将其比作“权力的跷跷板”,中国会变得更强、更富裕,这就不可避免改变权力的结构,引发跷跷板两端的力量不平衡,从而不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过在核武器时代中美关系的现实是只能选择竞争,否则无法共存,出于生存考虑,中美必须合作应对跨国性挑战,“相互保证毁灭机制”也令中美之间出现“共存亡”的局势,战争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存亡,甚至关系到人类的未来。所以中美之间可以同时存在合作与竞争,双方应该给予合作同等重视,甚至更多重视。对中美两国来说,只有保持克制、理性的态度,规避战略误判,管控竞争,加强协调、对话与合作,才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进而促进竞合关系。

习近平访美・中美关系:2023年11月14日,大批支持者聚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外,挥动中国及美国国旗。(Reuters)

从习近平到王沪宁,中共高层接连对“修昔底德陷阱”说不,一方面说明作为崛起大国,中方对中美关系波折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有着清醒认识,所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也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中美注定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在呈明中方的三条原则和四条红线之后,面对风高浪急中方选择以不变应万变。

另一方面,正如埃里森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所提出的12条建议中说的,精明的政治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能区分需求与欲望,且国内的绩效表现是决定性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中美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领导人是否精明的政治家并能区分需求和欲望之外,内政问题能否解决得好才是关键。

这一点,也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20日在美国外交学界权威期刊《外交事务》发表的长文不谋而合,阎学通说,尽管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无疑为北京改善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创造了机会,但国内改革才是真正决定两大国竞争走向的因素。目前,中国领导人和特朗普团队都更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外交事务。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未来四年内比特朗普更好地实施改革,中国将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