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工作重点发生转移　新的考验开始了

随着香港落实宪秩责任，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最近治港工作重点开始发生转移。

3月19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第一时间表示：“让香港可以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同日，国务院港澳办的发文特别强调：“在立法过程中，香港社会普遍表达出完成立法后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月15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香港2024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并发表致辞。他说：“今天的香港，告别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彻底终结了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今天的香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摆脱了政治争拗，展现出特区政府高效运作、全社会干事创业的新气象；今天的香港，有国安法律护航，终于迎来了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最好时期。”

这与一年前夏宝龙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3”开幕典礼上的致辞有明显区别。当时夏宝龙围绕国家安全提出明确警示：“现在香港社会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乱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础尚需巩固。大家需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警惕‘软对抗’暗中作乱、警惕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特别是一些反中乱港活动打着所谓人权、自由、民主、民生的幌子，极具迷惑性，切不可掉以轻心。”

一年之间，夏宝龙的涉港表述发生明显变化，从去年警示香港“暗流涌动，乱的根源尚未根除”到今年强调香港“彻底终结了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终于迎来了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最好时期”，反映出香港工作重点开始发生转移。

这样变化让人联想起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所推动的中共工作重点从揭批“四人帮”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多次在讲话中谈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比如，1978年10月，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既提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中所开展的揭批“四人帮”斗争，又强调“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两个月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面推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尽管当下的香港与1978年的内地有很多不同，不宜简单类比，但所指向的工作重点转移则有共通之处。工作重点转移的内地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长期落后贫困的面貌，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香港的工作重点转移刚刚开始，但同样应该根据香港的实情，让“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2019年修例风波是香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港英时期遗留并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全面爆发，酿成香港自六七暴动以来最严峻的危机。当年港英政府为了应对六七暴动造成的严峻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既有偏向短期措施的强化社会管制，比如紧急修订《公安条例》和镇压左派，又有大力开展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工作，更有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时期以来的的大规模经济民生改善工作和适度的柔性治理。

过去几年，为了应对修例风波暴露出的严峻危机，北京和香港填补国安漏洞，重塑政治秩序。3月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早前的港区国安法、选举制度修改、区议会重塑，共同构成2019年修例风波后香港安全与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为节点，香港安全和政治工作趋于常态化，工作重心应该转为“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并持续展现治理的柔性与感召力。只有这样，治港工作才有可能改变当年被港英政府塑造的人心结构，才能让“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具备人心基础。

习近平多次说过，“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022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25年的大会上说：“当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他还指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自港英时期以来，香港便因“官商共治”的结构和失衡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严重的住房问题和阶层固化问题，既妨碍香港的活力与创造力，又侵蚀长治久安的公平基石。现如今，随着治港工作重心的转移，怎么促进社会公平，怎么解决住房问题，怎么推动人心回归，将持续考验今后的治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