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前战区护士：为断手孩子画手表 到访加沙忧当地复原艰难

“在战区，见得最多的就是小朋友病人，第二多就是拐杖。”无国界医生香港董事会副主席赵卓邦回忆自己过去十年在也门、巴基斯坦和加沙等战区的见闻和救治患者的经历，看着加沙地区再次燃起战火，他感慨战争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伤口难以平复：“国家要复原很难，人也是一样。”

以巴冲突至今持续一个多月，伤者数量达到近3万，曾在2021年被派加沙地区的赵卓邦对记者表示，哪怕经过分流，当地医疗系统也绝没可能应付的了：“炸弹来的时候，其实是同一时间有大量的人涌去同样的地方，这个才是压力点.....我相信很难在一个本身已经好乏善足陈的医疗系统下，突然间要再面对这么大的医疗压力。”

被派加沙：经济停顿、医疗匮乏

2021年接到前往加沙的任务，赵卓邦迅速对当地的条件做资料搜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巴基斯坦、也门的战区以及伊波拉疫区参与过大型灾难下的医疗工作，伤口烂的不堪入目的肢体见过不少，也经历过炸弹在几百米外炸开，高强度的工作下学会了在炸弹来袭时如何调动人手、应付大量患者。抵达加沙当地，情况还是比他预计更糟糕：“经济上面都已经完全停顿，我们看到好多商店，十室九封，没有办法，因为他整个物资完全依赖入口（从外面供应）给他。”

控制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动袭击、点燃战火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处实施了长达十六年的封锁，严重削弱了加沙经济。当地人出入也受严格限制，只有持有特别许可的居民才能前往以色列、或通过南部过境点前往埃及。而这些过境点则被用于运输紧急医疗资源及其他物资、商品。

此次战事爆发不久，以色列宣布对加沙进行全面封锁，连应急物资的运送都受阻。无国界医生驻加沙的22人国际医疗团队，也一时被困。

赵卓邦在加沙的两个月，以护士队主管的身份在幕后从事医疗系统评估工作，了解资源供应情况、分析风险。他发现当地医疗装置损害、老旧，当地又找不到工程师维修，只能送到外面处理，许多装置实际上无法运作。就连必需的心电图，也因为没有印刷纸而无法使用。

“我记得我去过那间医院，没有骨科，对一个要应对大规模创伤性病人、战争中的病人，没骨科是很大的一个致命伤。”

拉街访捐血

2013年，赵卓邦辞去香港急症室护士的工作，加入无国界医生，年底便赴巴基斯坦执行第一次任务，在这些常年陷于冲突、战乱的地区，赵卓邦已经习惯了在资源不足下工作。血不够时，甚至要当场叫街访捐血。等拿到血、输给患者时，血还是暖的。

最初，他也忍不住埋怨。在香港工作时需要的药品总是随手可得，但在战区，从紧急分流系统、血库到各种医疗设施，都是奢侈。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后，人道主义机构多次呼吁以色列军方保持人道主要通道畅通，确保基本物资进入，然而，加沙北部的所有医院还是因为燃料等资源不足，全部停止运作。以军亦呼吁仍在医院内的医生、患者撤离，却遭到医护拒绝。

赵卓邦说，他理解为什么当地的医护不愿撤离：“我们不会离弃我们的病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我们都明白每一次运送都有风险。”他解释称，很多在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可能根本无法离开呼吸机，有的病人则根本不能动，加上战争期间路况艰险，连是否能抵达目的地都不知道，也不知途中会再有空袭，撤离无异于拿患者的性命赌博。

“我相信同事做出这种决定的话，是觉得真的走不了，我们真的要在这陪着个病人。”

为断手孩子画手表

人道团体本月呼吁停火，但遭到以色列强硬保守派政府的拒绝。赵卓邦说，即便停火，在没有本土经济、消费且失业率高企之下，很多加沙人每天一大早排队过关，到以色列工作，战后可能连这点机会都没有。

作为战争残酷面的第一身见证者，赵卓邦回想起战争中最让他揪心的一幕，是一个前来覆诊的孩子脸上的笑容。这个来自也门的4岁男孩在空袭中失去了几乎所有家人，也失去了右手，每天跟着祖父来医院更换包扎敷料，却总会让医护人员在绷带上给他画上一只手表。

赵卓邦不知道原因，但画完表后孩子的一脸笑容却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

“我相信那个小朋友，在他的年龄，未必认清发生什么事，甚至未必知道自己没有了一只手，对往后的生活有多大影响，她也都未必知道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

但赵卓邦和其他医护知道这个孩子以后没有机会戴手表，也知道“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在打仗的国家，一个健全的人、会行走、四肢健全、没有残疾的人，找工作生计都好难”。而在战区，到处都是拐杖和孩子的地方，到处都是重新学习走路的、学用轮椅的残疾人士的地方，他无从预计这个孩子的未来，正如眼前加沙人的未来也一样无从知晓。

无国界医生再次呼吁即刻停火，避免加沙地带出现更加多的人员伤亡，同时允许足够人道援助进入受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