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罗诉韦德从未胜诉，美国女性的日子又会如何？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就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做出判决后，堕胎成为女性的合法权利，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美国女性基本上能够在没有法律、健康风险下接受堕胎。但如果最高法院从未判决“罗伊”胜诉、堕胎从未在美国合法化，如今的美国和美国女性地位会是怎样的？要理解罗诉韦德案给美国和美国女性带来的变革，从这个答案中或可略知一二。

20世纪50年代，美国各州执法人员突击非法堕胎诊所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接到邻居举报的警察会潜伏在诊所外，看到数名女性抵达后便闯入，并对诊所内等待堕胎的女性进行盘查。在一些州份，女性可能面临诉讼，也有州份只惩罚进行堕胎的医务人员，但当事女性仍要在警方监控下接受医学检查，并被迫出庭作证。

在那个年代，有效的避孕措施刚刚问世不久，受各州法律以及普遍的污名影响，许多女性要不根本对避孕缺乏认知，要不就是无法获取避孕工具。如果没有罗诉韦德案，美国或有不少女性无法摆脱传统家庭角色的桎梏，又或是铤而走险、进行代价高昂的自主堕胎。

差不多50年过去后，69岁的Barbara Schwartz无比感谢最高法院当年的裁决。她知道，1976年时她做出的堕胎选择，让她得以从事百老汇剧场的幕后工作，甚至成为剧场职员工会的第一批女性成员之一。

通过那本厚厚的《黄页》（通讯目录），时年23岁的Schwartz找到了一家堕胎诊所的电话，在那里进行了堕胎手。她最终得以进入《猫》、《西贡小姐》等著名百老汇剧目的后台，看着舞者们匆匆忙忙的换上服装、搬运道具的工作人员叼着手电筒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过，全情投入那个对她来说充满魔力的地方。

Schwartz有幸在罗诉韦德时代成年、步入职场。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前，大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社会角色发生变化，新一代年轻女性抱着职业而非家庭理想成长起来，如果没有罗诉韦德法案，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女性将无法自主选择结婚生子的时机、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和稳定收入，往往只能选择直接结婚生子。

1965至1969年间，美国白人女性奉子成婚的比例约为60%，到1980-1984年，这个比率降到了42%。15至19岁的年轻女孩中，每1000个就有70人生了孩子，她们或是主动辍学，或是受到来自学校和周边的压力而被迫停止接受教育。女孩的父母可能会假装把她们送去“探亲”，实际上则是藏在私人养老院或其他地方——尽可能远离交际圈。

1970年，美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不到21岁；只有四分之一的年轻女性在高中毕业后入读大学，仅约8%的成年女性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业。到了1980年，美国平均结婚年龄提高到22岁。在18至24岁的美国女性中，有30%的人从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大学，约14%完成了四年制大学学位。15至19岁的年轻女孩的生育率，也跌至每1000人当中的50人。

尽管在堕胎权以外、避孕手段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大大拓宽了女性的发展可能，但堕胎合法化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衣架、编织针：无数妇女因堕胎而死

1973年以前，那些因危险的自行堕胎而身亡的女性同样不该被忘记。以往女性的“堕胎工具”包括衣架、编织针、钩针，还有便是求助于地下诊所和无牌助产士。当然这都是极危险的堕胎方法，历来有多少妇女死于堕胎，答案也是永远不得而知：不少家庭都不愿把这些“丑事”宣扬开去，通常的情况下，妇女非法或自行堕胎后因感染而死。

1966年1月，《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刊登一篇报道，标题为：《许多女性堕胎后付出死亡的代价》，当中引述了当时华盛顿医院中心的首席产科住院医生John Skilling，他表示在华盛顿最常见的堕胎工具，是一根连接在拉直的铁丝衣架上的橡胶导管。“最近我遇到一个26岁女孩，她自己躺在床上用镜子做了这个手术，她没有300美元去找堕胎医生，也丢不起打字员的工作。”

任何时代也好，无法负担养育子女的女性都会尝试一切办法堕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1950年至1973年间，堕胎合法化使得流产感染死亡数字下降了89%。

在美国，这样的情况，在非法堕胎或因堕胎而死的情况，普遍较贫穷的黑人妇女身上更加常见。也不让人意外，美国妇产的死亡率在黑人身上比例一直都比白人更高，就算到了2000年代亦然（见上图）。因此，这次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后，黑人妇女权益也成为关注焦点，《洛杉矶时报》26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标题更直接形容“罗伊的终结将是许多黑人女性的死刑”（The end of Roe will be a death sentence for many Black women）。

事实上，短短五十年间，美国女性的生活样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推动这一变化的种种因素中，堕胎的合法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今，美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至27岁，25岁至34岁女性之间结婚率从1970年的81%降至43%，没有子女的比率更是超过一半；25岁至44岁女性中，大学学位持有者从1970年的11%增加到41%，管理层岗位占有率也增加近30%。

像Schwartz一样的罗诉韦德案的最初受益者们，在退休后重新投入了维护堕胎权的工作，不少在诊所做陪护员。67岁的Debra Knox Deiermann就在圣路易斯担任诊所护工，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感叹说：“我的上帝，这一切都被带回来了。我实在无法相信如今年轻妇女将不能获得我们所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