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下】疫情后仍做“步兵”？零工工作者需更大保障
英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共乘车司机享有“工作者”（worker）的劳工保障。Uber须为当地司机提供最低工资、法定假期及退休供款等保障。而这判决相信将成为日后其他零工工作者争取劳福保障的重要案例，最可能受影响的当然要数外卖平台速递员。
除了Uber司机，外卖平台速递员的数目在疫情期间亦大幅增长。在香港，因应各行各业出现裁员潮，不少待业人士与Deliveroo、foodpanda、Uber Eats等外卖平台公司合作，以自雇形式应聘当送餐的“车手”或“步兵”，按接单数量计薪。这些平台公司在疫情下营业额大增，而伴随的劳工权益争议也因而备受关注。
疫情期间曾当Uber司机的阿权（化名），当初也曾想过当外卖平台速递员，但当时做Uber司机已经能够维持基本收入，所以最终没有选择当速递员。“疫情下什么都是特例。现在多人做（外卖平台速递员），不代表以后多人做。当然，至少要为员工提供基本保障，人们才肯跟你打工。”阿权说。
本港法例滞后 零工工作者欠保障
去年中，正值疫情高峰期，外卖平台服务需求猛增。但在5月份，当时约300名Deliveroo外卖员因不满公司在疫情下收入大幅增长之际，强行实施新制，包括减低外卖员每张订单可获取的金额、取消最短路程价钱，变相减低外卖员收入，于是发起罢工及按章工作行动，要求Deliveroo管理层改变决定。最后Deliveroo承诺，在特定时间及地区每张订单增加一定金额的奖金，以平息外卖员的不满。
像外卖平台速递员这些以自雇形式受聘的零工工作者，其劳工权益难获保障，而且有很多灰色地带。随着未来平台经济及零工经济持续成长，平台方与零工工作者的纠纷定必会成为常态。故港府有必要尽快厘清零工工作者的定义，以便为其劳工权益立法规范。
一般来说，香港的零工工作者受聘为自雇人士或独立承办人，因而无权享有《雇佣条例》所订的雇员福利。此外，自雇人士或独立承办人亦无权享有其他相关劳工法例的保障，例如《雇员补偿条例》、《最低工资条例》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
未来经济模式 应是约束还是自由?
谈及零工经济工种的劳工权益保障，当中惹来最大争议的，就是零工经济所赋予的“自由”价值。愿意从事零工经济的工作者，某程度就是被零工的弹性工作时间及地点吸引。若然Uber、Deliveroo、foodpanda这类平台公司与旗下司机伙伴、外卖送货员签订常规雇佣合约，给予基本雇员福利，零工工作者变相失去当初希望追求的工作自由。这对整个零工经济生产模式的发展，未必是一面倒的好事。
“很多人通过这类平台获取supplemental income（辅助性收入）。若加上很多规例来规范服务提供者使用这些平台，可能会减低这批人继续参与提供服务的意欲。”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讲师黄健明博士说。
而且，将常规雇佣合约与零工工种结合，更令人对初创平台公司所创造的商业模式产生更多疑问。需要理解的是，无论是提供共乘车服务配对平台，抑或外卖服务配对平台，皆为互联网科技快速发展下的创新产物，也是未来新经济生产模式和劳工市场结构变动的指标。一些可能会消灭零工经济核心要素（如提供服务方，即零工工作者的工作自由）的规范，会否打击这类科技初创平台持续创新及发展的意欲？这个问题绝对值得深思。
在此援引英国的例子作为参考。今年2月，英国最高法院针对共乘车司机作出裁决，约一个月后，3月31日，总部在英国伦敦的Deliveroo选择在当地进行首次公开招股（IPO）上市。岂料，当天Deliveroo上市后，首日挂牌股价表现令人大跌眼镜。英国《金融时报》当天更引述业界话语称，Deliveroo创下了“伦敦史上最差的IPO”纪录。
除了短炒散户、疫情缓和减少电召外卖意欲等因素，有分析亦认为，很多人担心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会为Deliveroo之类零工经济平台公司带来诸多影响业绩的法律规范。英国Uber修改各项劳工保障的先例，是否代表零工经济平台将因针对零工工作者工作待遇的政策而面临日益严厉的规管？
Deliveroo在2020年疫情之下生意额大增，但全年仍亏损逾两亿英镑（逾21.4亿港元）。若“Uber英国模式”扩展到其他零工经济领域，Deliveroo这类零工经济平台恐怕更难实现损益平衡。当然，这并不是说要牺牲劳动者应有权益来换取科技初创公司的成长。在互联网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蜕变的二十一世纪，怎样拿捏劳工权益和经济创新两者间的平衡，正是值得各界公开讨论的地方。
“P2P科技平台令大家增加了得到辅助收入的机会……现在流行讲Slash（斜杠族），大家得以做不同类型工作，它（科技平台）帮助分担每个人的收入风险。”黄健明认为，所谓零工经济的重点在于“人”，但它背后是基于P2P市场的出现才能发展起来。零工经济与依附科技平台的P2P市场是一币两面，因此，社会不应过度抹杀科技平台的创新发展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的连系，无论衣食住行，大家都变得依赖手机应用程式所提供的平台，这些平台公司带起的零工经济风潮，催生了一大班得以享有工作自由和自主权的零工工作者。
疫情期间，大量实体职位消失，亦迫使很多人抓紧P2P平台公司所提供的零工工作机会，维持日常收入。可以大胆地说，零工经济将不再是以往被广泛认为的“炒散”、“副业”、“少数人的工作”，而是有力改变当今市场秩序的新式经济生产形态，并且冲击着传统就业及劳动市场结构。
当零工经济的核心价值，正是标榜为零工工作者提供很大程度的自由和弹性。社会需要尽快探讨零工工作者劳权保障和科技平台发展机会的两难局面，维系平台方和零工工作者之间的良性沟通渠道，方可有望达致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上文节录自第261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19日）《享有权利就要失去自由？零工经济与“契约”的矛盾》。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