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伊藤诗织：从“被强奸的女孩”到导演——我想活着讲自己的故事

醒来的时刻伊藤正在酒店的床上，下体传来撕裂般的疼痛。压在她的身上的，是几个小时前与她相谈甚欢业界大前辈——山口敬之，当时日本东京放送公司（TBS）华盛顿分局局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伊藤几个星期前给山口发邮件询问实习机会，获得对方欣然答应，未曾料及，她会在那家惠比寿的寿司餐厅里失去意识。
“我真的喜欢上你了”、“我想尽快带你去华盛顿，你合格了”——山口的话回荡在伊藤耳边。

这是2015年4月3日，此后十年间，伊藤被迫无数次向警察、法官、记者和镜头外的陌生人重述那个夜晚，讲述那天早上的她如何试图抵抗、却像她挣扎着哀求他停下的话语一样无力。

“遭到强暴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死了。”——伊藤说。她皱起眉头，目光随着回忆沉入左下角。“那时我觉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但我还活着，还在呼吸，但有什么东西却变得截然不同。”

提起山口，伊藤陷入思考，仿佛正在脑海里搜刮着合适的英语词汇。为了宣传关于她这段遭遇及后续调查的纪录片《黑箱》，伊藤再次来到香港、坐在镜头前。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她开口对记者说：“你知道⋯⋯我至今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山口，我不能说他是罪犯。”

“第二次性侵”

逃出酒店后，伊藤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身上经历的一切洗掉”。她不知道，这会让关键的证据消失。那天早上她跟正在读高中的妹妹说好，要一起去一家很漂亮的夏威夷咖啡厅吃班戟。她看着年幼许多的妹妹，想起自己从小在日本长大所不得不经历的种种性骚扰，决定不能保持沉默。

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近3000名受访者中，约4成人曾在20至30岁期间经历非自愿性行为，20%称曾在15-19岁期间有这类遭遇，另有15%在就读小学时就曾经历。

但接获求助的警方没有给伊藤温柔的对待。在3名男警员的注视下，她被要求躺在一张垫子上，一旁的警员一边移动着一个放在她身上的人型模特，一边向她提出各种私密的问题，试图重现她遭到强暴当晚的过程。“那是第二次性侵，我认为。”——伊藤后来对媒体说。

6月，警方准备逮捕山口，行动却被高层紧急叫停。时任警视厅刑事部长中村格后来证实，由于案件“证据不足”，他阻止了逮捕，调查自此陷入停滞。东京地方检察厅后来亦以“嫌疑不足”为由决定不起诉。

2016年，25岁的伊藤做了一个没有日本女性会做的决定：召开记者会，实名揭露性侵事件。

“我希望这些出席媒体见面会的资深的记者能去质问叫停调查的人”——伊藤说，“但正如你所说，最后（见报）的报道寥寥无几。”

日本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性侵受害者中只有不到4%会向警方报案。该调查由内阁府所属的男女共同参画局每隔3年进行，在过去十年间，报案的受害者比例最高时也不超过7%。

“被强奸的女孩”

公开以后，伊藤成了人们口中那个“被强奸的女孩”。威胁和辱骂伊藤的邮件、社交媒体留言排山倒海而来。其中一名女性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告诉伊藤：“我为与你同样身为女性感到羞耻。”

在BBC后来发布的纪录片中，自民党前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曾经对着镜头说：“被强暴这件事她（伊藤）自己也有责任”、“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纪录片播出后，杉田水脉又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公开受害经历），我一定会骂她。”

伊藤陷入了自己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我觉得我在日本已经活不下去了。”

学者们指出，性侵的残酷不仅在于性侵行为本身，也在于社会常常透过沉默、质疑或指责而对受害者造成的二次伤害。美国俄勒冈大学心理学荣休教授、史丹福大学行为科学前副教授Dr Jennifer Freyed将其归纳为一种“制度性背叛”：对性侵的否认或淡化其伤害、对受害者的指责、有失公正的调查或惩罚等都可能构成这种背叛......Freyed认为，这种二次伤害有时甚至比原始创伤更具破坏性。

转机出现在一场摄影展。美国摄影记者Mary F. Calvert的作品中，一名曾在海军部队服役的女孩Carri在遭到性侵后自杀，她在日记本的其中一页画了自己的手腕，上面布满一道道割痕，一旁的文字写着：“如果事情可以如此简单”。

伊藤说：“那就是我，我在照片里看到了自己。”

Calvert的作品让伊藤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另一张照片中，Carri的父亲Gary站在去世女儿的房间里。她在看见自己的同时，也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她感受到“故事”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以及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使命。

以记者的身分揭露真相

伊藤最终坚持下来了，她拿起纸和笔、带着摄像机，自己调查性侵案。“我把希望寄托在通过讲故事改变社会上。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令我惊讶的是——我觉得自己仿佛从悬崖上跳下、准备好这样做了，然后，我不知不觉就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我还活着。”

2017年，伊藤出版回忆录《黑箱》。同年，日本修订其110年未曾改革的性犯罪法，提高了性犯罪的量刑，同时将男性也纳入为法律的保护对象。然而，改革后的性侵法仍然以施害者是否采取暴力和恐吓行为作为犯罪与否的标准，而非以受害者是否同意性行为为准。在法庭上，这意味着那些利用药物或职务之便等实施性侵的施害者，很大可能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直到2023年，日本才再次修改法律，将受害者意愿作为裁判标准。

《黑箱》出版之时适逢Metoo运动刚刚从荷里活开始，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受害者站出来发声，曾经反对她公开性侵案的家人也逐渐改观并站在她的身后——“我觉得我终于不用再当那个穿着坚硬的盔甲战斗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累了。”

就在一切似乎都渐渐开始变好的时候，2019年10月，伊藤自杀未遂。

在后来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伊藤找到了自己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后拍下的画面。回想起来，她也感到匪夷所思：“谁会在从医院醒来后马上就拍摄？真的...我不知道我脑袋里在想什么。”但她察觉到，那是自己想要活下去的证明——“虽然我很想逃离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更想活着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各种意义上，记者的身份似乎都拯救了伊藤。在早年的一次采访中，伊藤描述了自己在报案时被要求“再现”性侵过程的经历。她说，在那个于她而言无异于是“第二次性侵”的时刻，她将自己的身分从受害者切换成了一名记者。

在BBC记录下来的一段自述中，伊藤说：

“让我能够继续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我的情感彻底分隔开——我必须把它当成是我在报道的一个故事：我以记者的身分追寻真相，超然而冷静。”

“我至今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山口”

尽管刑事公诉的希望早早落空，伊藤对山口提起的民事诉讼历时两年后胜诉，法院判定山口在未获伊藤同意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要求赔偿33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为23万港元）。

在诉讼后的媒体见面会上，山口坚持否认自己有任何违法的行为，称自己或许做了“在伦理上令人后悔的事”，却并没有犯罪。

在她看来，这样的结果完美反映了日本司法系统的弊端：“法官对案件的判决是，是的，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我被侵犯了。但在日本这并不违法。这不是一宗刑事案件。”

伊藤坐在众多记者之间听着，时不时擡起头，手里始终拿着笔记录。不过两年前，伊藤还因为在一篇新闻报道中不小心看到山口的照片而惊恐症发作。但在媒体会上，在场的她只不过是一名见证者——“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伊藤说，“无论山口说什么都没关系”。

与创伤共存

纪录片在海外上映后，伊藤忙着出席各种电影节、宣传活动。上月底，在香港出席电影映后谈的其中一个晚上，伊藤与工作人员站在影厅外的走廊，看着《黑箱日志》的电影海报，她忍不住说：“这张照片中的我看着好生气。”

现实中的伊藤是个活泼的多的人。被问及朋友眼中的自己，她想起的第一个词是“疯子”。

去年，她在欧洲议会参与主持了一场有关性别与腐败的对谈。那天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亮眼的红色上衣，伴着一首叫作“I Will Survive”的70年代老歌，在议事厅里跑来跑去，唱着、跳着跟参会者互动。

拍摄和制作这部纪录片用了8年，在这期间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顾自己留下的调查录音和录像、影片日志，反复重温自己的创伤。电影的剪辑室里放着一张沙发，剪辑期间，每当伊藤受不了的时候她就会睡着，但到了影片快剪完的时候，她睡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这代表我能够应付它（创伤）了，我不必再让大脑关机了。”

伊藤说：“它（创伤）永远不会消失......人们说：克服它。但那不是你能克服的东西。你只是去面对它、以某种方式与它共存。”

对她而言，这是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另一重意义，她在剪辑室中和电影院里、在媒体的镜头前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就像接受创伤治疗中的“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如今，伊藤到各地宣传电影的时候总会打趣说：“如果你也经历创伤，就去拍部电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