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低薪青年・中】赚得少欠得多：拜登政府需纾青年负债之困
所谓“低薪青年”，核心计量标准还是在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能否保障受薪者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生活质素（像最简单的衣食住行）。而美国新一代年轻人拥抱的工作模式和难以卸却的学贷负担，却让他们当中不少人被迫蒙上“低薪青年”的社会标签。政府理应想方法给他们“减负”。
此为【美国低薪青年】系列报道第二篇。
谈到造成美国青年就业及收入水平不稳定的原因，不得不提一个关键的社会现象，就是为数不少的青年劳动人口比上一辈更愿意长期从事非按雇佣合约受雇的“零工工作”（gig work）。
“零工工作的青年获得一份短期工作，然后可以让他们糊口和缴付卡数。他们想更上一层楼，就随时转换职场跑道……但问题是，他们自身没能建立一套专业技能或人际关系网络，这样很容易让他们在职场上处于劣势。”市场研究公司Evercore ISI Research的经济学家Ernie Tedeschi说道。
加之疫情进一步破坏零工经济的既有秩序和生态，以往，大家还可以在一些社交场合、联谊会、商业展演活动中建立人际网络关系，从中获得更多潜在的短期工作机会，但疫下的社交距离令和限聚令等，让这些面对面表现自身能力的机会通通消失。习惯从事零工工作的年轻一代，在如此晦暗的就业环境中，就只能被冠上“低薪青年”的社会标签。
可支配收入低 赚得少还欠得多
所谓“低薪青年”，核心计量标准还是在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能否保障受薪者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生活质素（像最简单的衣食住行）。青年劳动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低于合理标准，除了因为他们在入息方面跟不上，更大原因还在于恒常债务负担。撇除信用卡消费、汽车、房屋等债务，青年这个特定年龄群组还背负着一项沉重债务─一般大学生（或从社区学院）毕业后所累积的沉重学债。
不少美国大学生就学期间需要向政府借贷缴交学费，待毕业后才分期归还。美国今年学贷借贷人数高达4,500万，总额达1.56万亿美元（约12.1万亿港元），而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统计，2019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学费贷款额高达30,062美元（约233,091港元）。有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愈高，他所承担的债务比例便更高：高中毕业生约为23%；大学毕业生则约为62%。
换言之，即使大学生毕业后能顺利找到工作，积累下来的学债负担仍然相当困身，不少人更会陷入每月入不敷支的常态恶性循环。因此，为“低薪青年”减免学债负担，有助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改善生活质素。
政府换届在即 怎解新一代之苦？
如无意外，白宫即将换届，拜登团队未来如何处理这一迫在眉睫的青年就业及低收入问题呢？细看拜登团队的青年政策，便可发现他们已重点关注在职青年低收入与学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拜登团队的教育政纲强调人们不应因为经济条件所限而没法上大学。
因此，拜登团队承诺为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约96.9万港元）的家庭减免大学学费，声言每十个家庭就有八个会因此受惠。团队又承诺双倍提高*联邦助学金的最高资助金额，并随时按通胀幅度调节补助额，冀纾缓贫困学生在学期间的财政压力，间接减少他们需要借取的学贷，减轻投身职场以后的债务负担。
*联邦助学金：美国联邦政府有多种提供给高等教育学生的补助方案。这里指的是联邦培尔助学金（Federal Pell Grants），按需要审核和补助低收入学生。拜登团队认为，培尔助学金多年来未有提高补助金额，追不上学费膨胀速度。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培尔助学金最高可为低收入学生补助七至八成学费，但在今天，补助金额最高只占学费约三成。
拜登团队在其竞选网站中也不讳言，形容这些政纲脱胎自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及华盛顿州众议员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在2017年倡议的“全民就学法案”（College for All Act）。
消除美国青年学后债务负担，乃解决当今“低薪青年”问题、提高就业青年可支配收入的一个关键。在可见未来，美国经济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就业市场复苏进度大致悲观，要为接下来数年的大学毕业生保障一定水平的可支配收入，为他们“减债”可能是目前少数值得考虑的挽救方案。
青年就业及低收入问题虽是难解的任务，却是展现来年拜登政府执政魄力的一个重要面向……
（节录）
【美国低薪青年・下】职场新鲜人“沙纸情意结” 与现实或有落差
上文节录自第24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16日）《疫下就业市场愈趋衰靡 如何解开美国“低薪青年”的死结》。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