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之前　美国官员应认真读一读马列

近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Robert Charles O'Brien）在美媒《华盛顿邮报》撰文斥责中共“恐怖镇压”与强迫役使维吾尔人，并借机抨击马列主义认为个人没有内在价值，再加上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发布“中国奴隶 劳工制造”合成照攻讦维吾尔“奴隶劳工”的事情来看，可知美国指责中共与马列主义的要点在于少数民族政策与劳工权利。不过若是稍微了解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沿革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两项恰恰是马列主义著墨甚多的核心，也更是资本主义至上的美国的政治软肋。

首先是少数民族问题。美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主要有两大焦点，一为印第安人，一为黑人，后者还涉及奴隶制的存废。众所皆知，身为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打从英、法、西班牙等国殖民者侵入后，便不断遭受或驱或杀的命运，还因缺乏对欧亚大陆病毒细菌的免疫力，导致人口不断锐减，动辄十者仅存二三，幸存的印第安人又在白人压迫下失去家园。

第七任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年）所说“只要青草在生长，只要河水在奔流，他们就可以永远拥有这片土地”，真相是美军举着枪枝端起刺刀，强迫大批切罗基人（Cherokee）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将祖居地让给贪婪的白人地主。还有残存的苏族在1890年困守在贫瘠的保留地里，结果被仍怀疑渠等想“叛乱”的美国派出骑兵团在伤膝河（Wounded Knee）大肆屠杀，从此彻底粉碎印第安人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力量。

假使美国官员有研读马列主义里关于民族自决的段落，还有闻知列宁曾为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提倡少数民族享有自愿分离与联合的权力的话，或许白宫会对长年的屠戮感到愧疚，也不会在瓜分完印第安人沃土后，只留给他们物质条件无法自足的空旷保留地维生，更不会在1934年颁布看似促进印第安权益、实则忽视现实的《印第安重组法案》（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该法案表面上允许印第安部落成立自治政府，但其实仍是强加白人体制给印第安人，根本不是按照传统的部落会议组织领导机构。而且法案回避印第安人人数衰微、幸存者又多遭白人强势文化宰制的现况，也未改变政治与经济条件的不平等，单纯地以为回复古风就是为印第安人好，反而造成认同撕裂，以及凸显白人的傲慢心态——因为连印第安人反对与否都得照白宫法令规范，若不公投就会被迳自认定接受。这导致表面接纳法案的部落虽有189个，但反对的也多达77个。因此表面声称“人皆生而平等”实则更照顾白人的美国，真有善待少数族裔的意愿吗？

至于黑人问题就更不必说，马克思在南北战争（1861─1865年）期间，就对美国联邦政府否认是为解放奴隶应战不以为然，对联邦军将领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émont，1813─1890年）因没收奴隶主财产和释放黑奴、结果反遭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解职一事，讥讽美国除去“妥协制造者道路上的障碍”。

假如美国日后愿意倾听马列主义者的意见补救，就不会在黑人平权的道路上行进得那么颠簸；也不会忘了兑现众议员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1792─1868年）说要给每个黑人“40英亩土地和1匹骡”的承诺，让黑人沦为只享有投票权却毫无生产工具的贫民；更不会在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打起马列主义的旗帜争取平等时，反而通过分化与暗杀的暴力手段加以扑灭，致使黑人迄今仍在高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至于劳工权利，当美国资本寡头们镇压工运时，丝毫不比面对印第安人与黑人手软。1886年，美国共有11,562家公司的35万名员工爆发争取八小时工时制的罢工示威，结果芝加哥派出180名警力开枪镇压，造成干草市场大屠杀（Haymarket massacre），导致起码200人死伤。同年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任意解雇引发袭卷西南部的大罢工，官方的应对方案是出动七百名国民警卫队。尽管新奥尔良曾有九名警官表态“不管我们多么需要，我们也不能从自己的工人兄弟嘴里抢饭吃”，拒绝前往保护铁路公司财产，但这种义举的下场就是遭判刑监禁三个月。

还有1891年，田纳西煤矿公司强迫工人签署反工会的合同，也不准核对挖掘多少煤炭以领取报酬。更叫人愤怒的是，公司还要求薪资以白条支付。忍无可忍的矿工们掀起武装斗争，翌年再度掀起全国性的罢工潮，结果美国依旧派出国民警卫队压制。而钢铁寡头卡耐基钢铁公司，还干脆在工厂外筑起超过三公尺高的栅栏，上头布满枪眼，借以威吓工人不许罢工与要求工资。

因争取权益而死伤的美国工运层出不穷，但美国上层阶级不但不为所动，最高法院法官布鲁沃（David Josiah Brewer，1837─1910年）还于1893年向纽约律师协会写信称“社会财富由少数人掌握，这是恒久的法律”；耶鲁大学毕业的牧师康维尔（Russell Herman Conwell，1843─1925年），甚至还宣传道：“我同情穷人，但真正值得同情的穷人是很少的……在美国所有的穷人之所以受穷，都是其自身的缺点所致”。显然，这批权贵们从未想过结构性贫穷的主因，正是因为生产资料遭自身垄断的缘故，跟德行无关。而当贫穷的工农想起身争取名为“平等”的财富时，权贵们的反应则是以法律与枪炮回敬之。

资本化的趋势，随着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向海外扩张的脚步而更快速，而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更加剧美国产业空洞化与日愈依赖军工利润的恶劣情势。这既把资本主义的剥削行径扩散至第三世界，同时又恶化美国本土工农的生存处境，精准再现了列宁批判的帝国主义输出形式。因此假如美国官员们愿意接受马列主义扶助工农的主张，那么或许同时身兼工人与诗人身分的罗森菲尔德（Morris Rosenfeld，1862─1923年），就不致写下“每天为了工作 我起早贪黑，披星戴月 当我深夜回到家里 孩子怯生生地望着自己父亲，我看着亲生儿子也形同路人”的哀苦诗句；或许美国也不必走上军工复合体的血腥道路，国内群众更不致面对产业外移与海外国家仇视的恶果。

在意识形态的束缚与冷战岁月影响下，美国官民习惯将马列主义、共产党目为推翻现有秩序的动乱代言人，罕能思索何以马列主义的精粹曾打动无数贫苦百姓，更不愿反思自己拥戴的“美国价值”是否只图利少数人。因此资本主义最发达、同时阶级与民族问题分化也最严重的美国，倘使仍找不到改革制度困境的出路，不如听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建议，认真找些马列主义的书籍翻翻吧！